隐喻翻译的难点及策略探讨

本论文为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项目《英语隐喻的认知及翻译策略》（编号：2014064）

【摘要】作者认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是隐喻翻译的基础;因此对于隐喻的翻译要考虑不同语言的人群的不同思维与认知。本文以钱钟书与王尔德的翻译作品来描述探讨隐喻在翻译过程中认知问题所带来的翻译难点以及翻译策略，比如：对等策略，转换策略，异化策略，加注策略等。

【关键词】隐喻;认知;翻译策略

隐喻，作为一种极其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法为人们所熟知，从语言本身来讲，隐喻的存在既能填补词汇空缺，又能使语言简练、间接、生动、鲜明、新奇、委婉。但自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共同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1]国内外学者对隐喻的内涵与重要性的研究都进入到新纪元，在此书提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饰手段，更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人们通过隐喻概念实现思考、行动和表达思想的系统方式。这个观点直接将隐喻与人类的思维与认知联系起来，也从而把隐喻从一种修辞手段直接提升到人类认知的高度。

既然隐喻与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有着如此直接的联系，那么对于隐喻的翻译自然要考虑不同语言的人群的不同思维与认知，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作为基础，对隐喻的翻译根本无从谈起。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隐喻本身就已经是两个认知领域的语义互动，那么对隐喻的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如果还要顾及隐喻中涉及的不同领域，其难度与复杂程度就要成倍增加，这不仅要求译者具有良好的双语素质，还要对双语中各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不同领域的认知方式等有极高的认识。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及翻译家纽马克对此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与隐喻在文内重要性的联系就更不用说了。”

[2]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隐喻翻译复杂的特性。那么具体该如何入手呢？笔者认为应该遵从四大策略：1）对等策略;2）转换策略;3）异化策略;4）加注策略（2007）。[3]但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方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笔者拟以钱钟书与王尔德的翻译作品来详细描述这四种策略。这两位文学天才的语言风格都是幽默诙谐，语言中充满着妙趣横生的比喻，贴切精辟的评论，因此对他们两人的翻译作品的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

《围城》中的“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7]这句话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原意指饭量很大的人，而后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其涵义延伸为只会吃饭，别的什么也不会干的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暗喻已经成为人人皆知，因而不需特别说明了，但如果直接翻译成“a rice bucket”，恐怕读者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和前句有何关联，但如果直译成“useless”，读者倒是能理解了，只是又犯了上述第一个范例的错误，即不能准确传达原文，可是如果采用异化策略，考虑到英译者本身的文化，就会想到英文中有个词“fat-head”，也是英国文化中和“饭桶”一样是长期语言发展而变得而人人皆知的明化的暗喻。如此一来，既不失原文的色彩，也迎合了翻译目标读者的文化，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这正是因为译者考虑到了双方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的结果。

再以王尔德的作品为例，《温夫人的扇子》中温夫人有一句话“london is too full of fogs and---and serious people…” [8] 余光中对这个“serious people”的处理采用了将暗喻明化的转换策略方式，译为“道貌岸然的人”，这种处理是非常恰当的，将“serious”后面所隐藏的人性坏的一面直接转换成汉语中的成语，而中文的“道貌岸然”本身就是表里不一的代名词，中国的读者一下就能明白作者的意图。

从以上的四个范例可以看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是隐喻翻译的基础;而隐喻翻译的难点涉

及诸多的因素，比如语言的表现力，不同文化对相同事物的不同认知，不同的文化传统等等，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考虑到这些因素，并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对等策略，转换策略，异化策略，加注策略这四种。说到底，隐喻翻译的好与不好，最后还是归结到如何将异域的文化归化到自己的文化的问题。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必然不能只采用其中一种方式，而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并加上译者本人丰厚的文字功底，才能将对隐喻的翻译尽力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