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出土的战国青铜器漫谈

新乡出土的战国青铜器漫谈
作者：姚香勤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05期
河南省新乡市地处中原腹地，殷时为畿内地，西周为共国，战国时属魏国。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在此曾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新乡一带地上地下也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现今的卫辉、辉县一带，分布着许多商周时期的墓葬：琉璃阁卫国贵族公室墓地、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墓、山彪镇魏国贵族墓地、赵固镇战国墓群、共城出土的大型战国铸铁遗址等。

以上考古发掘和重要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些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现分别珍藏于新乡市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以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为研究商周青铜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新乡出土的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保存在本地的不多，我们从一些考古文献与研究资料中获取其信息，并加以整理、研究，以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出土战国青铜器的主要墓葬
新乡地区曾发掘了不少东周贵族墓葬、车马坑、铸铁遗址，出土了大量铜器、铁器、玉器、金银器等。

出土青铜器的集中在以下几个墓葬（群）：
1.辉县琉璃阁墓群。

琉璃阁墓地位于辉县市东南一带，1935年冬与1937年春，前中央研究院曾在这里发掘；1936年前河南省博物馆也在此发掘甲乙墓两座；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此发掘过两次。

五次共发掘东周墓共八十座，共出土青铜器数百件，器形包括鼎、鬲、甑、簋、豆、壶、鉴、盘、匜、钟等。

据学者研究，该东周墓群的年代约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代，是卫国贵族公室墓地。

2.辉县赵固镇战国墓。

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战国中型墓一座，除陶器外，还出土有青铜器11件，收获甚丰。

主要器形有鼎、鬲、甑、簠、敦、豆、鉴、提梁壶、盘、匜、鉴等，具有战国中晚期器形的特点。

3.山彪镇战国墓地。

山彪镇在今天的卫辉市西，此地的战国时期墓葬在民国时期曾遭到大规模破坏。

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在此清理发掘，仅一号墓就出土大量青铜礼器、乐器，并具有极高的价值。

器形有鼎、鬲、簠、甑、簋、壶、盘、豆、编钟等，无论器形或装饰都显现出战国时期的风格。

4.辉县固围村战国墓。

墓地位于辉县城东6公里固围村东的崖地上，是一座回字式陵园，墓地中心三座大墓东西并列，中间一墓最大。

该墓地曾于1929年至1930年间被盗，有关文物流布于日本和瑞典，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因抗日战争而中止，1950年10月到195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了战国大墓三座、中小型墓两座。

出土有大量精美玉器、错金银铜车饰，金玉之质，相映成辉。

二、出土青铜器的种类与造型特点
青铜器的种类分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等，通过新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种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1.“钟鸣鼎食组合”为突出特点。

食器、水器、乐器增多，酒器渐绝。

盛行于商代的觚、爵、斝、卣、尊等酒器已不见踪影，代之以鼎、簋、壶、盘、鉴、匝、编钟的大量出现。

鼎数量的增多尤其突出，而琉璃阁甲墓、M60及山彪镇M1都有成套的编钟、编磬出土。

商代饮酒成风，酒池肉林，以至亡国。

之后，周人禁酒，所以酒器中衰，日后渐绝。

到了战国，王公贵族每每饮食，必要击钟奏乐以助食兴。

新乡地区战国青铜器群器物出土情况证实了青铜礼器由商代“重酒的组合”到战国“重食的组合”的变化。

2.列鼎增多。

铜鼎是表明身份最重要的礼器。

列鼎多为奇数，指的是鼎的形制、花纹、铭文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排列形成有规律的序列。

列鼎的数目因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多少的不同。

古代用鼎制度为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

从新乡战国墓出土鼎的情况来看，鼎的数量增加，列鼎随葬已很普遍，有的墓葬同时出土数组列鼎，并且僭越了礼器随葬制度。

列鼎3、列鼎5、列鼎7、列鼎9在墓葬中都出现了，辉县琉璃阁M60即用九鼎随葬，它反映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也说明了鼎的尊严地位的下降。

3.从造型上来看战国青铜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失去了厚重、严正、精致，而趋于轻薄、奇巧甚至粗糙。

到了战国，虽然青铜器铸造技术提高，铸造得既快又多，但粗制滥造的弊病也随之而生，呈强弩之末之势。

这也是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普遍特点。

（2）新乡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中原遗风。

根据青铜器的不同风格，一般将战国青铜器分为中原三晋地区、长江中游楚国地区、关中秦国地区、河北燕国地区。

历史上韩、赵、魏三家分晋，新乡一带属魏国，所以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地域特色明显。

以鼎为例，山彪镇出土的贝纹矮蹄足鼎、辉县赵固出土的鬲足鼎就是战国中晚期中原地区鼎制的发展方向。

（3）一些特殊造型的出现。

典型的是卫辉山彪镇一个王侯墓中出土八瓣华盖立鸟圆壶一对，器物形制华伟、花纹精美，器盖上一鸟立中心，展翅欲飞，有一鸟统领全器之势。

此种造型似昭示着一种追求自由、向往解放的时代精神，这件器物与新郑莲鹤方壶有一脉相承之感。

三、新乡出土战国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风格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极盛阶段，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退，无论从技术、形制、纹饰都出现颓败的光景。

但整体而言，仍有一些大墓出土精好的器物，并有名家的新产品出现，其铸造工艺与装饰技法及装饰题材一点不逊色于盛世，成为青铜衰微期中闪照的一道亮光。

新乡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风格就是真实的写照。

从装饰技法上来看，此时期装饰除用传统的雕刻、模印等方法外，铜器纹饰又出现了刻划纹，就是用极锐利的尖刀刻凿而成。

原因是战国时期由于铁器铸造的进步，工具锋利，使在青铜器上刻划成为可能，成为划时代的铜器加工新技艺。

1988年在辉县市就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共城战国铸铁遗址，发掘了一座烘范窑址，出土了大量铸铁使用的陶范和铁器，证实了铁制生产工具在战国时期的大量使用及新乡地区较高的铸铁工艺水平。

因而在新乡出土刻纹铜器也不足为奇了。

最著名的刻纹器有：琉璃阁M1出土的刻纹奁，它是用硬度很高的工具在铜器上雕刻人物、园林、狩猎、舞蹈纹饰，纹细如发，栩栩如生；另外在辉县赵固发现的宴乐射猎纹铜鉴同样使用此技法，器内壁是刀刻的铁线细纹，活泼生动，也是研究战国社会活动的珍贵资料。

另一种普遍使用的是镶嵌技法，在青铜器纹饰上嵌入金、银、铜、绿松石等物质，代表器是山彪镇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鉴，二鉴表面共用红铜镶嵌战士五百多人，技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装饰题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国仍继承了春秋时期装饰题材，如云雷纹、蟠螭纹、虺龙纹、几何纹、云纹、波浪纹等。

但此时期装饰题材的最大特点就是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出现，许多描写水陆攻战、车马狩猎、宴乐、采桑、游鱼浮鸭的纹饰成为青铜器装饰的主题。

卫辉山彪镇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鉴，全器纹饰图像中共有人物数百人，表现了格斗、射杀、划船、击鼓、攻城、犒赏等种种战时的场景，是一幅生动的战国时代的战争图。

辉县赵固镇战国墓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鉴，图像以一座建筑为中心，左右配列了乐舞者各一组，一边打编钟（编磬）一边舞蹈，另有宴饮、射猎、划船、洗马、鸟兽等内容，是战国时期贵族举行宴会射猎的生动写照。

另外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刻纹奁上也同样装饰有人物、园林、狩猎、舞蹈等纹饰。

这些青铜器上的绘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布局有条不紊，显示了较强的构图能力。

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的题材以生动不拘的形式进入作为传统礼器的青铜领域，反映了时人对传统宗教束缚的挣脱，是观念、情感、想象的解放，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铜器上装饰画的表现方法十分丰富。

整体来说，一是动作性强。

如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静止的，通过借助手中的武器、工具、枝条等为媒介，处于射猎、执戈、划船、击乐、舞蹈、采桑等动态，给人以活泼生动、韵律十足的感觉。

二是概括性强。

常常以简练的技法抓住物象的主要特征并加以适当的夸张。

如战士画得粗腰有力，舞者细腰婀娜，贵族体长悠闲，鱼鸟游弋轻灵，表现得简括、写意。

战国青铜器上的装饰，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形式手法，都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艺术开创了先河。

四、小结
新乡大地所埋藏的丰富的战国遗存为我们描述战国时期的新乡及研究此时期的青铜文明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材料。

新乡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除了时代赋予它的特征外，还有其鲜明的个性：一是精品纷呈。

已知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以宴乐、射猎、战争、农事等活动为装饰图案的青铜器大约有20-30件，而新乡就有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辉县赵固镇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鉴、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刻纹奁三件。

它们无论从造型、装饰还是工艺上都堪称精品。

山彪镇出
土的八瓣华盖立鸟壶则是战国时代造型艺术的杰作。

二是地域特色鲜明。

新乡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代表了三晋地区战国青铜器的特点，在造型与装饰风格上有别于楚、燕、秦等地。

最后，新乡出土的青铜器涵盖了战国早、中、晚各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早、中、晚期青铜器发展变化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