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南北朝赋

佛教与南北朝赋

侯立兵

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

家又尽力描述修净业的正确途径，所谓“皇天无亲，唯与善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嗔”。佛教以为欲望由六根六识生起，所以要灭欲，只有清净六根，明心见性，才能脱离苦海。不难看出，梁武帝不仅有向佛的虔诚之心，而且对修习佛教清净善业的体认也是非常深刻的。

江总一生历梁、陈、隋三朝，入隋五年而卒，故而一般将其纳入南朝赋家来论述。又据《修心赋》序言，该赋作于太清年间，当为仕梁期间的作品。据《陈书》本传记载，此赋当作于侯景之乱之时。太清二年(548)朝廷曾经准备派遣江总和徐陵出使东魏，以病未行。不久，侯景反。次年台城失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可见，此赋作于遭乱困乏之中。赋以“修心”名题，佛教主旨很明显。心，梵语为citta，佛教谓心为真体，是心性，不变之心体。《传心法要》曰：“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所以说，赋的主旨是参悟佛教的明心见性之法。

读赋文亦可感知赋家由于遭难困乏而滋生的伤时之痛，佛家修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心灵的慰藉。其赋有云：

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钟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

赋家以佛教作为心灵苦痛的解救之方，力图达到一种宠辱不惊、遗荣忘累的超脱境界。

李颙的《大乘赋》也是直接以佛教入题，其主旨是铺叙大乘佛教。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在序言中，作者着力阐释了大、小乘含义，所谓“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而“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

之句，则言明了“乘”的运载及传送之义。序言还在比较之中推阐了大、小乘两者之分野，所谓“无无以畅，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赋的正文，则是着重敷衍大乘之要旨。由于赋作以推阐佛理为务，故而甚为抽象。

（二）佛教题材的间接引入

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影响，除了直接入题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之外，以佛教故事、语汇、典故间接渗入赋的本文的方式也较为普遍。这种类型的赋作一般以描摹山水自然或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结合佛教题材内容的间接进入，表现对佛法的体悟，尤其是对佛教人生境界的向往。东晋僧人支昙谛的《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延及南北朝则尤为普遍。例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本文以描写山水风物为主要内容，间或也插入一些佛教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与佛教相涉的铺叙：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

这里描叙的主要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感悟，既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的修佛恒心表露，亦有对“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人生境界的企羡。其中嵌入了诸如“三世”、“六度”、“西方”等佛教词汇，此外还有佛教的典故。对这段文字赋家自己还作出了解释，其自注曰：

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人口，粪埽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楼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概慨不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