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2001-10-09 16:55:4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日臻成熟与完善的具体体现，对我们从事各项工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在当前，实施“结合”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统筹兼顾、整体考虑。

法律与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层面不同，法律规定属于“实然”范畴，它需要对象“必须”做到，不做到就受到制裁；道德准则属于“应然”范畴，它告诫调整对象“应当”做到，不做到就受到社会舆论或良心的谴责。

我们在从事立法工作的同时，对道德建设也应作通盘的考虑，应根据所要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结合法律和道德的不同调整功能，统筹兼顾、整体考虑。

比如，根据客观实际，对那些条件具备的，可以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对那些目前还不适宜采用强制性形式要求全社会都必须做到的，可采用道德规范的形式加以倡导。

再比如，可以根据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对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作不同的要求。

对需要全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可适用法律标准；对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则可以在适用法律标准的同时，适用更高境界的道德标准。

领导先行、做出表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长期以来之所以少数地方、少数干部假话成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风屡禁不止，和我们对干部的评价只注重法律标准，缺少道德标准有一定关系。

对于一些虽然不至于受到法律制裁的不良行为，如果有着明确的道德评价标准，尤其是如果能将道德操守作为领导干部行为评价和职务升降的基本内容之一，则局面无疑会有大的改观。

古人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

”说的是，道德水准是为官者的一个基本条件，不道德之人为官，会影响和败坏一方的风气。

在新形势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钱交易等腐败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成克杰、胡长清等极少数腐败分子已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吸取教训，见微见著，防微杜渐，模范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从思想上自觉地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

而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道德建设方面能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则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整个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综合治理、相辅相成。

研究表明，良好道德品行的培养，有其自身内在的客观过程，主要包括：学习道德规范，培育道德意识，树立道德理想，养成道德习惯，陶冶道德情操，运用道德评价，形成道德氛围等。

不可否认，道德的特点在于自觉，但事实上道德自觉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古今中外大量的例子证明，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通常一开始往往要借助于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道德说教有时会显得苍白无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有时光靠说教是不行的。

当然，起初因出于惧怕外在压力而遵守道德的行为，一时还很难从道德标准的角度加以评价，但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并养成了习惯，自然就会形成相应的道德品质。

《光明日报》 2001年8月25日简谈中国的德政传统(2001-08-28 17:22:51)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德政是人类早期社会的产物，相对无阶级、无国家、自发的、自然选择阶段，而自有阶级及国家产生以来德政已不在起作用或很少起作用了。

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

确实，早期人类社会的维系只有诉诸德政，这是众目所瞩的事实。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权和法律自然而然要产生出来。

中国从尧舜禹时代起，已经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

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

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

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

德政并没有也不能被取代，被取代的只是“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去利”、“绝学无忧”、“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老庄的某些德政思想。

尽管商鞅极力抬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为其倡导法治作论据，但其骨子里仍然为了归于德政。

他认为：“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从而达到“天下行之、至德复之”。

他承认“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法家之所以会冒德政之大不韪而诉诸强权，主要是对德政的人性基础持一种怀疑态度。

总体上说，法家更倾向于性恶论，如商鞅就有“天地设而民生之……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则民乱”的说法，因此他才主张“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

当然这不能不促成他的失败。

相比之下，孔子要长远得多，他认为，如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反之，如果“道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律一旦失去了德政基础，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失败的。

德政的力量是内在的，而法律的力量则是外在的。

不过，正如单纯的法制不足以治理社会一样，单纯的德政也无以担此重任，如果中国德政仅仅止于“德惟善政”或“惟德善政”，那么，不管这种德政体系如何变化也还是很难顺应社会的发展。

实际上从孟子开始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孟子虽然总体上也是一个性善论者，但他不仅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法家的重要思想。

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为自行”。

因此，他提出了教罚并重的“仁政”思想。

相对于孔子的德治思想而言，他有诉诸法制的一面，相对于法家思想，他又强调了教化的作用。

同法家“刑不上大夫”相反，孟子反对对百姓制罪，力主对独夫民贼和善战者进行惩罚。

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从孟子开始，中国德政传统中已涵盖了法制思想，法制思想融于德政思想之中。

其次，孟子的“法不责众”的“贵民”思想更接近立法本质，尽管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很大距离。

再次，孟子“仁政”的法制思想最终还是要达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德政目的，并是以“贵民”思想为基础的。

法家韩非子尽管视儒生为“五蠢”之一，但却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

首先，他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

其次，他并不认为法制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已经认识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虽倍赏暴罚而不免于乱”。

于是他才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互补思想。

再次，他不仅认识到了二者的互补作用，而且也认识到了二者的非平等的关系。

在他看来，一方面，法从根本上说不在重刑，而重在“平民”、“和民”；另一方面，法的目的也在于“道蔽天地，德极万世”；再一方面，法律的基础也在于德政。

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此外，他还认识到实施德政比实施法制更难更复杂。

因为“盖贵仁者寡，而仁义者一人”。

德政传统的当代价值是中国人对世界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

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还多的、法律尚不健全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性极不平衡的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安定祥和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

认真贯彻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2001-08-23 17:08:09)今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

“以德治国”的提出，在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对于“以德治国”，我们不仅要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内涵及重大意义，在思想认识上求得共识，更重要的，还要结合北京的实际，认真贯彻实施好这一治国方略。

一、要进一步加深对“以德治国”思想重大意义的认识今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江泽民同志围绕“法治”与“德治”所强调的两个“坚持不懈”，两个“紧密结合”，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

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也必将对我们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以德治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一贯重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马克思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时指出，这是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就成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消除旧社会痕迹的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目标。

建国前，在论及所要建设的新中国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他预言，“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文革”前在全社会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令人难忘。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体系破坏的状况明确提出，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他反复强调，要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他明确指出，对于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继续对完善执政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进行思考。

去年１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同年2月，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在谈到执政党建设时，又强调教育与管理、德治与法治必须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同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强调必须要将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放在突出位置来抓。

今年1月，江泽民同志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将邓小平同志用法律和教育两个手段解决问题的思想，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对我们党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