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大西迁

中国高校大西迁

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1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1939年。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华里，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2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上课。

2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3。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注释。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在这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2500多人毕业，800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1794人，共5000多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竟占了118人。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8月15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失地为止。”5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10月初，学生开始迁徙。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在职工们的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4─1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

哥哥“逃得快”。

5转引自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