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试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从文化角度试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到了近代却渐渐沦为历史的落伍者。

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对此展开分析，认为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中国古代文化未能及早向近代文化转型。

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比较争议和关心的话题。

有从地理位置方面找原因，有从经济结构进行分析，还有从人文关怀角度进行探索。

笔者在参考一定的学术资料基础上，试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析，挖掘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中国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自然的，中国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小农意识烙印——重农抑商、重人事轻科技、重礼教轻平等。

这些观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薄弱，尤其是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开始延缓甚至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重农抑商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所实行的主要经济政策。

它的实行，首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

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而不是用来买卖。

农业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商业便相对地不被统治者所看重。

其次，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比较崇尚重义轻利，而在实践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重农抑商。

商人往往是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可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则认定“为富不仁”，商人是典型的“小人”代表。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业的发展，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

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

因此，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二）重人事轻科技。

重人事轻科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此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造成——重农抑商政策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没有生成对科学的强烈要求和发展氛围。

科技一旦失去了社会动力的支持，也就难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也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同的。

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

因此，前者看重的是人事，后者看重的是科学。

这也是近代中国科技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科举制度
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

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

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而引导士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

所以，毫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君而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是，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

所以，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还能有多少人去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再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妨碍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在古代发明了伟大的火药、指南针，却在近代被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

（三）重礼治轻平等。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礼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在以伦理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上建立起等级秩序。

礼教包括礼仪、礼制、礼俗、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

应该说，礼治精神培养出了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比如尊长爱幼等，在血缘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对整个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礼治精神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其本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董仲舒的“三纲”学说明显加强了君、父、夫对臣、子、妇的统治。

唐宋以后，理学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专制，竟造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论。

这些论调严重摧抑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子孙的心智和功业，使中国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个性被压抑数千年之久。

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寻求个性解放，主张超越封建藩篱、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展开，此时是在明末清初。

二、中国古代文化的转型时机与机遇的丧失
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过转型的机遇，但终究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

明中叶万历年间（1573—1620年），随着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镇的手工业中，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一股反映中小地主、商人和早期市民阶层要求，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程朱理学思潮的出现。

他们不仅攻击程朱理学，还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声讨。

在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

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的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

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

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杜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中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16至17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各地渗透，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大量东来，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息，如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等介绍到中国，大开
了中国士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

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
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可以说，假如中国文化沿着自我批判的方向发展更新，假如后来的统治者能顺时度势，改弦更张，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便有可能绕过近代历史的险滩，与西方世界在近代起跑线上展开富有生气的竞走，从而再度走向辉煌。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

这股冲撞旧制度、发展新科学、交流中西文化的浪潮，在满族入关和清王朝建立之后，却被断然煞住，从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大好时机。

与日耳曼人对欧洲的征服从而中断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进程相类似，满族统治不但不对中国封建文化施加任何有益的影响，反而人为地打断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自然转型的破产，使中国文化丧失了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契机。

拿人们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来说。

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文化上专制独裁，扼杀异端。

据不完全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兴文字狱就有108起之多。

乾隆年间，清高宗更是借编纂《四库全书》时机，将凡有民主或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售、毁版、甚至焚烧。

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就烧书24次，共13800余部。

而在科技领域，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也失去了。

如在用人上，康熙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

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

乾隆时期，还发动“复古”运动，认为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总之，正是清朝统治时期的文化专制、闭关锁国，及其对科技文化的轻视，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早期启蒙文化未能充分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未能完成，这才是酿成中华民族近代耻辱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