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1402期--西周柱足簋研究_王宏

西周柱足簋研究王宏（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在商周铜器中，簋的种类纷繁多样，数量众多，是继鼎之后的第二大器类。在西周簋类器中，有一类带有柱足的簋形制特殊，流行时间较短，数量较少，且多为传世品，因而较少受到学界的注意。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与《殷周青铜器通论》[1]中虽有所涉及，但尚不能对其时代进行准确定位。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大量开展，陆续有一些科学发掘品面世，使研究柱足簋成为可能。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所掌握的柱足簋材料的综合分析，探讨西周柱足簋的时代、地域特征、文化属性、产生与消亡的原因，以及其在铜礼器中的地位等。不确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柱足簋的型式

本文所说的柱足簋，是指流行于西周早中期，在商代以来流行的圈足簋底部附加三条或四条柱足的簋[2]。另外，这一时期还有垂珥延伸触地将簋身承起的一类簋，梁彦民称其为“珥足簋”[3]，由于加长的垂珥起到柱足的作用，因此本文也将其归入柱足簋中进行研究。而西周中期以后流行的一种子母口、腹部饰瓦楞纹或直楞纹、圈足下有三小足的圈三足簋，因其产生于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礼制的成熟时期，文化属性单一，故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据统计，目前所见的西周柱足簋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约39件（附表一、二）。其中属于西周早期的23件，约占总数的59％；属于西周中期的12件，约占总数的31％；西周晚期虽然还有柱足簋存在，但是数量极少，难以和西周早中期相比。

虽然柱足簋的总体数量在西周簋类器中占据的比重不大，但是其形制多样，变化规律较为明显。依据足部特征，可分为2型。

A型32件。柱足接于簋的圈足部位，将簋身承起。这类簋是西周柱足簋的主要型式，依据器形及纹饰变化特点，可分为3式。

Ⅰ式17件。深腹，矮圈足，圈足部位承接三条或四条长柱足，素面或腹部装饰以兽面纹或鸟纹为主的满花纹饰。以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M1026∶1簋（图一∶1）[4]为代表，属于此式的还有琉璃河燕国墓地M53出土的攸簋（图一∶2）[5]。此式簋的年代在西周成王至昭王时期。

Ⅱ式11件。深腹下垂，矮圈足，圈足下承接三条矮柱足。以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爯簋（图一∶3）[6]为代表，属于此式的还有耀县丁家沟窖藏出土的殷簋[7]。此式簋的年代在西周穆王至恭王前后。

DOI:10.13619/11-1532/k.2014.02.005

1、2．A Ⅰ式（琉璃河M1026∶1、攸簋）

3.A Ⅱ式（爯簋）

4.A Ⅲ式

（张家坡M320∶1）

5.B Ⅰ式（乙公簋）

6.B Ⅱ式（班簋）

图一

铜柱足簋

Ⅲ式4件。形制基本上类似于Ⅱ式，但柱

足更矮。属于此式的有伯康簋[8]和长安张家坡M320出土的两件柱足簋（图一∶4）[9]。此式簋的年代在西周晚期。

B 型7件。珥足簋。依据器形及纹饰变化特点，可分为2式。

Ⅰ式

6件。深腹，高圈足，象鼻形垂珥延

伸触地形成高柱足，素面或腹部装饰兽面纹。以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乙公簋（图一∶5）[10]为代表，属于此式的还有臣辰父乙簋[11]。此式簋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成王至昭王时期。

Ⅱ式1件。深腹下垂，珥足变短，装饰简

体兽面纹。以班簋（图一∶6）为代表。此式簋的年代约在西周穆王时期[12]。

上述两型簋中，A Ⅰ、B Ⅰ式簋见于西周早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说明西周早期是柱足簋的大发展时期；A Ⅱ、B Ⅱ式簋见于西周

中期，数量下降，且装饰趋于简约，说明这一时期柱足簋逐渐走向衰落；A

Ⅲ式簋属于西周晚期，仅见伯康簋和长安张家坡M320出土的两件柱足簋，器形粗糙，装饰简单，说明这一时

期柱足簋走向了消亡。

二

柱足簋的分布地域

柱足簋一般被认为是周文化的产物[13]，但从附表二可以看出，其发源地却在殷商文化比较浓厚的东部地区，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东部地区出土的柱足簋数量最多。在出土地点明确的18件柱足簋中，有12件出土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中国东部地区，只有6件出土于关中及其周边地区。爯簋虽为传世品，但王世民已指出爯簋的器主“爯”和

1984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应

侯爯

的器主应该是同一人[14]，所以可以推测爯簋也应当出土于河南一带。第二，东部地区出土的柱足簋时

代最早。在东部地区出土的12件柱

足簋中，年代最早的当推琉璃河燕国墓地

M1026∶1簋、丰启簋和乙公簋，年代在西周成康时期，其余9件簋的年代都在这一时期或者稍晚至昭王时期。而关中地区耀县丁家沟窖藏出土的2件殷簋以及宝鸡

国墓地出土的2件

双环耳簋[15]的年代都在西周中期，长安张家坡

M320出土的2件柱足簋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宣幽时期[16]。迄今在关中及其邻近地区还没有西周早期的柱足簋出土。

第三，东部地区出土的柱足簋最为典型。琉璃河燕国墓地M1026∶1簋代表了A 型柱足簋的普遍形制，双耳，弧壁，圈足下承接柱足，以后的柱足簋皆是以此为蓝本制作。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乙公簋体现了B 型柱足簋的典型特征，腹部饰兽面纹，珥足触地托起簋身，整体端庄、肃穆大方，这样的造型装饰艺术即使到了西周中期的班簋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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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柱足簋研究

2014年·第2期

第四，柱足簋的出土地域特征明显。柱足

簋集中出土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区，

分布地域大致呈三角形，以晋豫地区为中心向

周边辐射，几乎所有西周早期的柱足簋都出土

于这个三角形文化圈内。而在周文化发达的关

中及其邻近地区仅见前文所述的6件柱足簋，

年代都在西周中期以后，数量少且造型粗疏，

显示出衰落迹象。更有甚者，在南方的淮河流

域及江汉地区，竟然不见有柱足簋出土。

凡此种种特征表明，东部地区是柱足簋的

故乡，其集中出现于成康昭时期，穆王时期开始

零星地向关中地区渗透，形制也随之发生变化。

穆王以后，由于整个社会礼仪制度发生转变，柱

足簋逐渐被瓦楞纹圈三足簋替代，走向了衰亡。

三柱足簋的族属

前文已经说明东部地区是柱足簋的故乡，

而西周早期这些地区殷遗民的实力十分强大。

出土攸簋、乙公簋的琉璃河燕国墓地M53、

M209位于墓地的Ⅰ区，Ⅰ区墓葬的墓主被认

为是殷遗民，或者是周灭商以前与商王朝有密

切联系的生活在当地的燕人，后归顺周，故在

埋葬习俗上仍保留着殷人的遗风[17]。小臣逨簋

出土于浚县，浚县在西周时期是卫国辖地，卫

是周公东征平定管蔡叛乱之后，“以武庚殷余

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卫

康叔世家》），因此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殷遗

民。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滕州前掌大墓地是与

殷商王朝有紧密联系的方国遗存[18]，曲阜鲁国故

城遗址甲组墓葬带有浓厚的殷人葬俗[19]。天马—

曲村晋侯墓地的葬俗在西周早期也受到了殷商

文化的影响[20]。这些考古材料皆与先秦文献记载

的周初对殷遗民的分封情况相吻合，《左传》定

公四年载西周建立之后，周成王就分鲁公以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

勺氏……因商奄之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

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

索”。这样分封的结果使得东部地区虽然处于周

人的统治之下，但统治对象却是以殷遗民为主体

的东部族群，而柱足簋恰好出土于这个族群圈内，

正好说明柱足簋的使用者主体是殷遗民。

另外，柱足簋铭文透露出的信息同样可以

印证这一观点。在现今发现的39件西周柱足

簋中，西周早期有铭文的有23件（西周中期以

后由于日名、族徽消亡，未作统计），其中兄父乙

簋、中子日乙簋、臣辰父乙簋、攸簋、乙公簋上缀有

日名或日名加族徽[21]，小臣逨簋（2件）、大簋的铭

文中出现“蔑历”一词[22]，基本可以确定这8件器

物为殷遗民作器。此为柱足簋为殷遗民所用的又

一佐证。

当然，除殷遗民之外，柱足簋还为东部地

区的其他族群所使用。1962年出土于山东招远

的2件齐仲簋，铭文为“齐仲作宝簋”[23]，器主为

西周早期齐国的贵族。2008年出土霸簋的山西

大河口墓地M1，墓主是“分布在晋国周围的所

谓‘戎狄’”[24]，或者是“怀姓的主要宗族之长”[25]。

2010年山东高青县陈庄M18出土的丰启簋有

“丰启作文且齐公尊彝”铭文，有学者认为铭文

中的“齐公”就是齐太公姜尚[26]。因此，在这里我

们不妨把柱足簋看成是周人统治下的以殷遗

民为主体的东方部族的使用之物。

四柱足簋在铜礼器中的地位

张懋镕在研究西周方座簋时认为，方座簋

是西周高级贵族所使用的礼器，“方座簋和高等

级的礼器组合使用、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当中，

是级别较高的礼器”[27]。笔者现以这种代表高等

级的方座簋作为参照，以同时出土方座簋和柱

足簋的琉璃河燕国墓地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的墓葬资料为例，将方座簋和柱足簋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柱足簋在铜礼器中的地位高低问题。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方座簋的墓葬

分别为M251、M253，面积分别为16.65、17.85

平方米，而出土柱足簋的M53、M209的墓室面

积仅为7.14、4.17平方米[28]。天马—曲村遗址北

赵晋侯墓地出土方座簋的墓葬分别为M8、

M64，两者的面积分别为37.24、35.76平方米[29]，

而出土柱足簋的M7113、M6130的墓室面积仅

为4.18、7.41平方米[30]。墓葬面积的大小往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