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语音美的追求

诗歌语音美的追求

南朝诗发展至齐永明年间（483—493），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就是诗人更加自觉地讲究诗句的声音之美，制订出一些规定，以求达到读起来流畅谐和的目的。

汉语本是极富于音乐性的语言。每个音节（一般是一个字）都有平、上、去、入的区别（今天的普通话、北方方言已消失了入声，南方许多方言尚保存着入声），因此读起来抑扬低昂，十分悦耳。汉语音节的声母与韵母拼合紧密，所以每个音节都很响亮。

中国人很早就注重诵读诗文甚至讲话时声音之动人。且举几个著名人物的例子：

东汉末年的蔡琰，即蔡邕（蔡中郎）之女蔡文姬，是有名的才女。战乱中被掳入匈奴，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生二子，后被曹操赎回，重嫁屯田都尉董祀。她的心情当然是悲苦的，所谓“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悲愤诗》）偏偏董祀又犯法当死。文姬乃急往曹操处，为丈夫请命。时公卿名士、远方使者，坐者满堂。文姬蓬首赤足而进，叩头请求，“音辞

清辩，旨甚酸哀”（《后汉书·列女传》）众人为之动容，曹操也赦免了董祀。“音辞清辩”，便包括声音清朗动听之意。史家著史时特地将这一点记录下来，可见声音之美是如何受人注意了。

又如汉末崔琰，《三国志·魏志》本传说他“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特地将其声音之高亮写入，也可见对此的重视。传说曹操接见匈奴使者，自惭形貌，觉得不足以威服远国，便使崔琰为替身，而自己捉刀立于床头：“捉刀”一语，即由此而来。这既是借重崔琰的相貌堂堂，也是由于他“声姿高畅”吧？

再举一个东晋的例子：据说桓温生下来不到一岁，温峤见之，说：“这小儿有奇骨，让他啼哭一下！”及至听到其啼声，又说：“真英物也！”大约其哭声有力，因此受此赞誉。这当然不是说话的声音，不过桓温长大之后，确实不仅“眼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晋书》），相貌英武，而且说话声音也很动人。他率兵平蜀之后，会集僚佐缙绅，侃侃而谈，据《世说新语·豪爽》载，“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听众所叹赏的，与其说是他所说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谈论时的豪情爽气，包括其“音调英发”，声音动人。

以上诸例是谈话时的声音之美。至于诵读诗文，汉代人读赋、读《楚辞》，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抑扬顿挫的调子。东晋袁宏少时贫困，曾在牛渚（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附近的长江客舟上咏其所作《咏史》诗，“声既清会，辞文藻拔”（《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恰好镇西将军谢尚乘着清风朗月，微服泛江。一闻此声，觉妙不可言，遂迎其过舟，清谈至旦。从此袁宏名誉日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袁宏诵诗能深深打动谢尚，与其声音之美有不小的关系。其他如南朝萧齐时的周舍，史家也特地写上这样一笔：“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梁书》）足见人们朗读时注重声音，决不是随随便便的。文人读书如此，僧徒诵经、说法，同样如此。南朝梁时慧皎撰《高僧传》，其《诵经论》便说：“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长宵，独处闲房，吟讽经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显欣踊，精神畅悦。”简直是把读经视为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试想空山明月下，古刹松声里，传来一阵阵寥亮清厉的诵读之声，是何等令人神往！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云：“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此诗可以说是对于讲究吟讽声音美的传统的礼赞。

言谈、讽咏讲求声音动听，与永明年间文人写作诗文之讲究声律，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正是在这种普遍风气的薰染下，文人写作时追求语言声音美的心理更强烈了，对语音的感受也更敏锐了，辨字审音的能力也因此得到了锻炼提高。

事实上，早在西晋大文学家陆机所作《文赋》中，已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便是以色彩为喻，说诗文用字，其不同的声音应和谐配合，动听悦耳，犹如锦绣以五色线相配而鲜明悦目。到了永明时期，这种讲求更普遍，更自觉了。由于语音学的进步，文人对于语音之四声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写成专著，加以分析论述。如沈约便撰有《四声谱》。此时又提出了“八病”之说，要求诗文用字的搭配避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八种病犯。这里不必对此八病作详细解释，只指出它们总的原则，即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就是要求诗文用字的声调、声母、韵母均有所变化，避免重复单调，又须配合和谐。当时提倡此道最力者，除沈约外，还有谢朓、王融等人。响应者甚多，一时蔚为风气。其作品称为“永明体”。不过，也有不能理解声韵之人。据说梁武帝萧衍即不会分辨四声。曾问大臣朱异：

“何谓四声？”朱异举例道：“如‘天子万福’，即是四声。”（四字分别为平、上、去、入声。）萧衍说：“那么‘天子寿考’，为何不是四声？”（寿、考二字为去、上声。）又，八病的具体规定有的过于繁琐，难于一一遵循，沈约自己的作品也未能完全避免，故反对者也颇有其人，如钟嵘即是。一件事初起时，本难十全十美。永明声律论虽尚有缺点，但正是在其基础上，又经过约二百年的演变，在初、盛唐之交，才形成了所谓律诗，中国诗歌从此才有了大体定型的格律，一直到今天，仍为爱做旧体诗的作者所沿用。沈约等人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