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杂文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关于鲁迅杂文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作者：杨520927
内容摘要：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

鲁迅先生的杂文对现代传媒中各种评论文体的出现和影响，对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的结合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在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同样也是他的杂文。

从其生前直到现当代，对他的杂文的肯定与赞赏、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

尽管一些文学评论家或读过鲁迅先生杂文的读者曾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连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即鲁迅先生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

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当代仍是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

它的每一次最新发表，仍能给读者一个针对当前现实而写的感觉。

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觉和发现，可谓常读常新。

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发现它在现当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关键词：鲁迅杂文传播创作语言思维
l、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自由谈》
等，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

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

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

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

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

“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自由。

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
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的，以至音乐的……熔为一炉。

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

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

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

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

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

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

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

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

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

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

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

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

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

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

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
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

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

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

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

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

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

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

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

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

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介石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党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

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
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

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

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

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迅．鲁迅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鲁迅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迅．鲁迅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迅．鲁迅全集(第 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全新的现代创作手法，新颖的小说形式、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以及独特的意识流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表现了现代人的初步觉醒，作品从一问世，就引起巨大反响，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成熟。

其次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20年代的《呐喊》《彷徨》小说集同样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不但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样成为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在创作方法上，鲁迅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孔乙己》《明天》《祝福》《离婚》等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特点；《狂人日记》则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肥皂》《白光》有心理剖析的色彩。

在鲁迅小说“复调”小说的特点。

2、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创造，A\艺术风格多样化，整体上注重白描，也有《伤逝》《孤独者》等抒情小说；
有《高老夫子》《肥皂》等讽刺小说；有《故乡》《社戏》等乡土小说；《孔已己》外在的喜剧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B\在格式上，鲁迅更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意识流手法；《《孔乙己》截取人物生平片段来概括人的一生；《药》从时间中途起笔。

C\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利用典型细节、白描以及“画眼睛”的手法来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

D从叙述角度有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同时应用第一第三人称，E从时序顺序上看，有倒叙，有顺序F从情节看，有单线，有复线。

《朝花夕拾》——温馨的回忆与理性的批判
朝花夕拾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也就是鲁迅的往事。

它是一本家喻户晓的散文集，是一本必读的散文集，是一本如良师益友的散文集。

《朝花夕拾》不只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读起来兴味盎然，而且随着年岁的增加，我们总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味道来，这就是鲁迅作品的魅力所在。

这本书是鲁迅回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中不同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字。

全书由《小引》《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后记》组成[1]。

现在《朝花夕拾》一书已成为人教版初二语文名著导读的其中一本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本书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展现当时的世态人情、民俗文化，流露了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家人师友的真挚感情。

叙述亲切感人，又有机地揉进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文笔优美清新，堪称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水平的回忆散文。

文学价值: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

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写作目的:唤醒当时国民爱国之心,提倡文化运动,从精神上拯救中华民族.揭示社会丑恶现象.写作背景: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

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
《无常》等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写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带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

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

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

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鲁迅强调新诗的韵律美和抒情性（情思性）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是巨大的。

诗歌创作虽然不是他主要文学成就，但他的诗歌造诣很深。

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也不乏精品。

不光如此，他还极力扶持新诗创作，奖掖后进，扶植新诗人，他对新诗创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

500){this.width = 500;}" border=0> 论文正文：
对于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来说，诗歌创作固然并非他的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他的诗歌确实有着高深的造诣。

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若同志曾对先生的诗歌作过崇高的评价：“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或者犀角怪，或者肝胆照人。

”其中也包括对鲁迅新诗的论断。

鲁迅的同学、好友许寿裳，说鲁迅“诗虽不多，然其意境声调，俱极深宏，称心而言，别具风格。

”可谓知音之论。

鲁迅早在“五四”之前就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旧体诗。

“五四”暑期，他受当时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的激励，“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

”也就是如同他写小说意在“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一样的用心，为新文化运动擂战鼓，为新诗创作壮声威。

他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和《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

这六首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以其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反映了时代精神，在新诗的草创暑期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扩大了新诗的影响。

鲁迅的这几首诗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对先进思想文化的渴求。

《梦》里“黑如墨”、“墨一般黑”的令人“身热头痛”的“很多的梦”，如同“铁屋子”的比喻，表现了诗对黑暗现实愤懑。

《梦》里欢迎“明白的梦”的到来，反映了诗人对真理和先进思想的渴望；《他们的花园》中的小娃子向往邻家大花园“有很多好花”，并走出“破大门”、“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又白又光明”的百合，便是含蓄地赞许从外域吸取先进的东西，透露了鲁迅“拿来主义”思想的端倪。

抨击黑暗的现实，呼吁引进外域的新思想，正是当时时代的需要。

嘲讽复古和守旧势力，呼唤人们奔向美好的未来，也是其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

《人与时》斥责了“现在远不及从前”的复古主义论调，号召认为“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他们的花园》对沾污百合花的苍蝇和污秽和语言进行了否定，表现了对守旧势力和盲目排外思想的批判。

此外，还有讴歌自由爱情的内容。

《他》描述了一个从夏到秋，从秋到冬，痴心追求“花一般”容貌的美女而不可得的爱情诗。

《爱之神》回答了中了爱神之箭而不知爱谁的问题，提出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鼓动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之声。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
自己死掉”，这是对封建礼教罪恶的控诉，是对包办婚姻断送青年男女幸福的抗争。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还写了“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

作者曾自述是“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是看见当时‘阿唷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新诗发展方向的关切。

这首诗在幽默和诙谐中含有深意。

诗中不仅写了“我”到处去寻找“所爱”而不可得的经过，还从“豪家”小姐的馈赠与“我”的回赠的悬殊当中，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失恋的原因是双方经济地位的差别。

在失恋诗流行并毒害着青年读者心灵的情况下，鲁迅写这首诗不仅是对不健康诗风的纠正，也体现了他对青年的爱护。

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地位入手分析恋爱和婚姻问题，引导人们认识千万失恋现象的社会根源，表现为难能可贵的思想深度。

鲁迅的新诗内容健康，意境新颖，含蓄隽永，凝炼深刻，虽然他自己认为是“幼稚的”，但在新诗开创时期还是独具风格、很有特色的。

鲁迅对新诗的扶植和捍卫，是他对新诗发展所做贡献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自己虽然写新诗不多，但他热情地关注着新诗的发展，有力的捍卫了萌芽时期的新诗，确是“甘为泥土护春花”。

鲁迅在五四时期，不仅赞助当时就赫赫有名的胡适尝试新诗，为他筛选新诗，而且出于对新诗的培植，对于不相识的无名之辈的少年也给予热情的支持。

当他收到一位少年寄来的一首题为《爱情》的新诗，深为诗里沉痛地控诉了包办婚姻扼杀了青年人爱情的罪恶所感动，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随感录”，评议说：“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我们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侯”。

鲁迅着眼于新诗的思想内容而称颂这位无名诗人，实际上是为新诗呐喊助威。

鲁迅对于非议的和攻击新诗的人，是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的。

一九二三年《京报。

文学周刊》上发表了周灵均《删诗》一文，文中贬斥郭沫若的《女神》等八部有影响的新诗集为“不佳”。

“不是诗“等等，予以全盘否定。

他自己写的诗也不过是“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鲁迅对于这种轻狂地否定别人而又拿不出货色的批评家，写了《说不出》一文予以辛辣的讽刺。

其用意自然是为新诗的成长排除障碍，扫清前进的道路。

鲁迅不只是保护了新诗，他还注目并指导新诗的发展。

早在一九一七年《新潮》创刊不久的时候，他就应该刊的征询，提出中肯的建议：“《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

此后，能多有几种伤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

”后来，《新潮》克服了单纯写景叙事的缺点，出现了不少质朴而比较优美的抒情诗，诗的感染力量大为增强了。

鲁迅后来曾反对失恋诗，但他对于爱情诗还是热情支持的。

不仅自己动笔写诗，而且还扶持别人进行创作。

比如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蕙的风》，大胆是吟唱了时代青年的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之情。

先生就应请求修改过其中的不少诗，还复信指导作者向外国名抒情诗人学习诗艺。

但一名叫胡梦华的，根据诗中有“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和“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诗句，判定这部诗集有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孽；斥责诗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并指着汪静之等人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

而鲁迅先生认为这是批评界极坏的现象，于是写了《反对“含泪”的批判家》一文加以反击，指斥这种“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的批评。

这时期，鲁迅正在进行历史小说《补天》的写作，信笔在女娲的两腿之间描绘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