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扶贫存在“隐形贫困”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策

我国扶贫存在“隐形贫困”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策
作者：林柳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2年第09期
贫困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不仅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也为国际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扶贫工作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该文将从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隐形贫困”的角度，探讨“隐形贫困”存在的主要原因以及其对策。

扶贫；隐形贫困；问题；原因；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消除贫困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我国贫困地区扶贫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统计，1978年，中国农村有2.5亿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到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虽然我国的扶贫工作成绩斐然，但是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的巨大障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的人类消除贫困报告建议，我国政府要注意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系统。

宋子良（2001）分析了贫困地区外部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的扶贫政策被市场弱化或瓦解，扶贫资金投入数量严重不足等观点。

姜玉姿（2005）等认为我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存在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且发展水平不平衡、多层次以及税收制度不健全、收入分配调控不到位等。

彭新万（2008）则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属于长期贫困，长期贫困是指有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至少持续5年以上）虽经扶持也难以脱贫。

进入新世纪，“温饱”已基本不成问题，但是“环保”却成为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温饱”过后迎来的很可能将是难以医治的“瘟疫”刘奇（2011）。

关于贫困问题，许多学者包括国外学者都已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主要是从政府政策、投入，生产力、资源设施，教育等比较突出的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在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隐形贫困”问题却很少提及或者缺少系统的研究，本文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浅谈“隐形贫困”的内涵、形式、原因、影响及其解决方案，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总结一些经验。

1.“隐形贫困”的内涵和形式
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指出：贫困的含义不仅指低收入和低消费，还指在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成就较少。

另外还指出，贫困可以进一步扩展为没有权力、没有发言权、脆弱性和恐惧感[1]。

“隐型贫困”是个多属性且范围较广的概念，目前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限定，因而“隐形贫困”不具有一般性，它是指
在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因为政策因素或者人为因素而出现的特殊现象，本文所提到的“隐形贫困”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扶贫指标中“被温饱”现象，“温饱陷阱”，“因病致贫、因灾致贫”，“贫困遗传”以及“环境污染”等主要形式。

2.“隐形贫困”存在的原因和影响
地方政府扶贫指标中“被温饱”的贫困。

我国的扶贫工作从1978年到2010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较上一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跨越，据统计局统计，1978～1985年，我国贫困人口从2.6亿下降到9600万；1986～1993年，由9600万下降到7000万；1994～2000年，再由7000万下降到3400万；截止2010年，我国贫困人口只有2688万。

短短30多年间，从2.6亿降到2688万，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落差中，很难说这其中不掺杂着水分。

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达，很难完全统计准确，或者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扶贫业绩好看等“面子”问题而虚报政绩，应付考核，而我们国家的监测不够精准，导致实际的贫困情况被掩盖了。

国家统计局部门反映的群众收入数据高于其实际收入水平，青海省某镇长曾说：“农民的实际收入只是公布数字的一半左右，各地的数字水分都在30～40%，而来自政府、统计部门和扶贫办的数字并不准确。

”对于这样的“虚报”指标，由于我国的贫困监测布点太少，往往很难发现，发生在深山沟里或者是一些偏远地区的贫困现象就会被掩盖[2]。

同时统计指标的不科学也造成了实际贫困数字的失真，如因一业发展或是一地经济发达使整个地区的平均收入升高，掩盖了局部存在的贫困，而“虚报”数据这样的现象更加剧了贫困的隐性化。

这类现象不仅没能消除贫困，反而造成了我们扶贫业绩的虚假繁荣，更重要的是被掩盖的贫困问题没能解决往往会堆积起来，最终留下隐患。

跳出“贫困陷阱”后再入“温饱陷阱”。

所谓“温饱陷阱”，指的是以农村现有的发展条件，农民的生活水平将长期稳定在温饱水平，要由温饱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富裕的生活水平将非常困难，温饱水平似乎成为农村资源配置的一种均衡状态[3]。

“温饱陷阱”的具体表现是，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会随时间递减，后期效应小于前期效应。

本文认为“温饱陷阱”的隐形性是指造成贫困的关键不在于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而在于人本身的发展能力。

农村等贫困地区在原来的自然条件限制的基础上，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基本实现温饱水平，跳出“贫困陷阱”，但是这种脱贫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其自我发展能力仍比较低。

疾病、灾害等致贫风险产生“隐形贫困”。

致贫风险对贫困的贡献程度逐渐升高，在现实中，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导致隐性贫困现象频繁发生，部分群体收入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上但存在着较高的致贫风险，并且这些人群缺少社会、政府足够的关注。

在诸多致贫风险中，疾病、灾害等风险十分重要，因病、灾致贫，返贫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居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同样的，因重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导致家庭财力支出远远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的绝对生活贫
困，又被称为“支出型贫困”。

这类人群因为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无法享受低保，因而处于社会救助的“夹心层”。

这类“隐型贫困”现象因其来得比较突然，往往超出了受害者以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突破其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产生较严重的影响，而在贫穷阴影下可能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如自杀个案上升，孤独死和虐童，又或者其他的犯罪行为，威胁社会稳定。

文盲妇女，失学女童形成“贫困遗传”。

在我国的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素质普遍不高，而相较于男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更是低下，有些妇女由于历史观念或者经济原因没有接受过基本教育，大部分属于文盲。

妇女文盲所占比例大，被称之为“隐性贫困”[4]。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有学者提出，第三世界贫困的“典型”就是妇女和儿童，提出“妇女贫困化是一个持久的、负担分布不均，威胁着妇女进步及人类持续发展的目标”[5]。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也称：“当今世界上10多亿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差，师资数量和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加上受“重男轻女”落后观念影响，造成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未入学的适龄儿童80%以上是女童，造成全国女性文盲人口集中在贫困地区，高达60～70%。

妇女文盲已经成为农村等贫困地区的“隐形贫困”因素。

同样地，因贫失学的女童，因为没能接受教育，学习技能，思想观念无法更新，最终也会走其母亲的老路，成为“民二代”。

这样看来，文盲妇女与失学女童就形成了“贫困遗传”现象，没有教育，这种现象就会成为贫困的循环模式。

坏境污染成为农村发展的一大“隐患”。

联合国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已敲响警钟：“环境恶化趋势严重影响全球贫困人口的发展”。

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达到1324.09万吨、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3.7%、57.2%和67.3%。

据国家环保部的数据，全国农村年产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全国猪、牛、鸡三大类畜禽粪便总排放量达27亿多吨[6]。

环保部负责同志在2011年6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许多贫困地区招商引资的门槛很低，甚至有些明知道是污染企业也不管不顾。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会阻碍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会危害当地人们的生活。

因为环境问题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如果污染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必定会加剧贫困地区扶贫工作。

3.解决“隐形贫困”的方法和对策
在政策方面，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

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贫困隐性化”，避免因忽略贫困的隐性化而走入“温饱陷阱”[7]。

具体的方案就是加强国家贫困监测的管理控制，增加监测布点，对地方政府或扶贫办上报的数据要进行核查，
防止“虚报”“应付”的现象；构建贫困监测的特别小组，对一些较偏远的地区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真实情况；同时还要改善贫困统计指标，使其更科学。

针对不同的地区，可以通过设置“双重标准”，从而使更多的隐形贫困人口能够浮出水面。

一些贫困地区，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滞后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以及非制度约束约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8]。

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与城市间的文化、观念、信息的交流，使得农村人口长期处在交通闭塞，信息部发达的小范围里，其素质无法提高，思想观念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因而形成整体的长期的贫困中。

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取消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

建立和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一些因病致贫或因灾致贫的人群或地区，政府需要设置专项的扶贫项目，加大资金投入，提供处理突发事件的解决方案，让贫困人口无后顾之忧。

在经济方面，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目前的脱贫人口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来源于进城劳务或者是从事一些非农业工作所得，依靠农业生产增收的人占少数。

但是由于农村人进城务工基本上是从事一些低工资、低水平的体力劳动，在遇到城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往往大量的农民工会面临失业的情况，进而出现农民工的“返乡潮”。

但是由于农民工返乡时已经错过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所以这部分农民只能坐在家里“吃老本”了。

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向城市输入农村生产要素的同时需要城市要素向农村回流，为农村提供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而提高农村资源的转化能力；将农村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加大金融支持，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来源，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借贷条件。

在文化方面，需要政府投入更倾向于“老、少、边、穷”地区。

农民的发展能力不强是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老少边穷”的地区。

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

同时还要消除贫困地区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提高妇女的地位，更大力度的加强农村妇女的教育工作，解决农村失学女童的教育问题，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可以增加一年的职业教育，为农村地区的待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职业培训的内容要广泛且具有实用性，以此来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赋予他们自我生存和脱贫致富的能力，这样也有利于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

在环保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宣传给予正确的引导。

由于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普遍不高，人们对于经济和环境相互制约关系的认识不高，大多数人为解决温饱问题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环境污染的深远影响。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当地政府官员加强环保意识，以身作则，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杜绝污染企业落户，正确引导当地人们生产活动和资源开发行为。

另外，还可以实行“反向激励”，只要是造成了污染，政府就要严惩不贷，杜绝一切污染行为。

更重要的是，在限制资源开发的时候，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人们在有了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有意识的或是自觉地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1]World Band.World Development D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伍皓，顾玲，孟昭丽.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J].瞭望新闻周刊，2006
[3]蔡昉.健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摆脱“温饱陷阱”[J].城乡建设，2009
[4]高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进程[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
[5]马元曦.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M].2003
[6]刘奇.新时期扶贫开发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中国发展观察，2011
[7]伍皓，顾玲，孟昭丽.消除“隐形贫困”需要政策清晰[J].瞭望新闻周刊，2006
[8]李钢.破解农村“温饱陷阱”的路径选择—以云南为例[J].农业经济，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