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老舍小说中的“京味”

浅论老舍小说中的“京味”作者：肖敏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

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

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

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一，“京味”小说与老舍说起京味小说就离不开老舍的作品。

老舍对“北京人”和“北京文化”的深刻剖析和出神入化的艺术把握，是“京味”的灵魂所在。

老舍的小说正是从独具内涵底蕴的“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中使京味小说获得了超越一般市井民俗小说的强大文化魅力，而这文化魅力给京味带来的则是一种深沉凝重的历史感。

本世纪二十年代，老舍在北京文坛上的出现和他那自《老张的哲学》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的大量作品，老舍由此而成为了京味小说的开山鼻祖。

老舍集中了前代作家们在北京地域文学建设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京都色彩鲜明的题材特征，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京腔京韵浓郁的文学语言，以及文人情致与市民趣味有机结合的审美品味等。

而这一切的总根又是深植于北京这块热土之中的。

作为作家的老舍心中不仅像常人一样始终怀着深深的乡情，而且还深蕴着一个永恒的“北京情结”。

这“北京情结”正是京味的生命之源。

二，何为“京味”小说以及成因（一）何为“京味”儿“京味”儿，现代学者认为通常指一种风格现象，是由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市的文化意味。

“京味”尤其是人对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

“京味儿”文学内容上一般是用俗白、风趣的北京话书写北京城的人物、故事，表现具有浓郁京华色彩的风俗文化、人情事态。

“京味儿”浓郁的小说以老舍和当代作家王朔最有代表性。

（二）“京味”小说成因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

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与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从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强。

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并趋于民间化。

满族对汉文化的崇拜，使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实际是以强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识全面“汉化”；惟其是一种崇拜导致的趋同，满清对汉文化的吸取，就带有普遍的享受意识。

老舍对我们描绘的满清文化，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与进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积累的残羹冷炙上尽情享用的败家子文化。

“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满族男子，可将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刺激与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进取。

他们依靠俸禄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万不得已也寅吃卯粮，而绝不去做工，学手艺，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耻。

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种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

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

一个社会普遍的群体意识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汉文化不但没有受到新鲜文化的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相反，它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文化精华被满清玩味的“烂熟”以至于腐朽。

满清社会的八旗屯兵制和经济的衰落，在绝大部分旗人沦为贫民之后，也便将一种享乐和苟安的贵族文化习气带到了民间。

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们成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乏旷达和趣味，然而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优越感。

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

他最有特色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

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

（三）“京味”小说的源头谈到“京味”小说的源头不难要说到老舍的出身。

老舍出生在北京城内一个破落的旗人之家。

家境的贫寒，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刚强、义气对老舍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创作的选材、命题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老舍由于出身贫苦，自幼就和挣扎在黑暗社会最底层拉洋车的、修房的、剃头的、卖唱的和教书的等各行业的下等人相交往。

因此，他不仅熟悉下等人的生活，而且同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热爱他们的好品质，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

他的作品多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苦难，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

因此老舍聚集其在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世俗生活所呈现的意趣风致，写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琐事，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

这画卷洋溢浓郁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三，老舍“京味”小说取材上的特色老舍作品的“京味”表现为取材的特色。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

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老舍取材还有三味特色：乡土味.传统味.市井味.这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

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

因老舍的出身状况让老舍能轻松刻画小人物形象，当然还离不开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

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

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

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如《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

又如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对另一个重要人物虎妞的描写也别有匠心，把虎妞塑造成另类市民的典型。

老舍对虎妞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对虎妞的心理描写也很逼真。

虎妞是一个难以用完全的“邪”或“正”去衡量的、混合着复杂审美意味的形象。

作为车厂老板的女儿，她既是剥削者，同时又是一个被剥削者。

当她对车夫颐指气使、逞威撒泼时，她作为剥削者的狡诈丑陋是十分明显的；但她又始终被她父亲刘四作为一个不花钱的劳动力使用，得不到父亲丝毫的关怀与爱怜，三十七、八岁了连婆家也不为她考虑；在她父亲的眼中，她只是一个比车夫方便一点的劳动力。

虎妞对祥子的骗婚，手段固然卑鄙，但却有几分不得已，这是她为获得独立的地位与幸福的家庭生活而采用的非正当手段，其中包含着一个没有人关心的老姑娘的辛酸。

虎妞为自己操办婚礼的情景，也使人感到些许凄凉。

总之，虎妞为得到一个普通人所应当拥有的正常生活所玩的把戏，使人在厌恶之外，也有同情。

但是她又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剥削者家庭、沾染了不少庸俗与丑陋品性的人，她对祥子，确有真挚喜爱的成分，祥子的诚实、勤劳、木讷以及高大的身躯，都使虎妞由衷喜欢；但是，她的喜欢中掺杂着太多动物性的占有欲望，显然比较粗俗。

而且，她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将祥子看得起过，祥子不过是她的一个猎物与宠物，她花了钱，在婚姻中就拥有了主宰权；一旦祥子有违拗她意愿的行为，她对祥子恶毒与刻薄的情绪就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如咒骂祥子是“臭拉车的”，对小福子的恶意侮辱等等，都充分暴露出剥削者的恶劣根性。

她既是一个喜剧性的丑角，但同时又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她一生从未得到过爱与关怀，而她也丧失了尊重他人的能力。

与祥子的畸型婚姻并没有使她真正获得幸福，反加速了她的死亡。

老舍没有简单化地刻画这个人物，使之戏谑化；而是如实描写，使她的恶俗、冷酷令人厌恶，而她的不幸又令人怜悯。

老舍对虎妞写得极为细腻、准确，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个性十分鲜明。

小说关于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关于她和祥子之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说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

四．老舍“京味”小说的主旨“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

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

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与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从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强。

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并趋于民间化。

满族对汉文化的崇拜，使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实际是以强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识全面“汉化”；惟其是一种崇拜导致的趋同，满清对汉文化的吸取，就带有普遍的享受意识。

老舍对我们描绘的满清文化，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与进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积累的残羹冷炙上尽情享用的败家子文化。

“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1），满族男子，可将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刺激与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进取。

他们依靠俸禄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万不得已也寅吃卯粮，而绝不去做工，学手艺，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耻。

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种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

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

一个社会普遍的群体意识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汉文化不但没有受到新鲜文化的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相反，它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文化精华被满清玩味的“烂熟”以至于腐朽。

满清社会的八旗屯兵制和经济的衰落，在绝大部分旗人沦为贫民之后，也便将一种享乐和苟安的贵族文化习气带到了民间。

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们成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乏旷达和趣味，然而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优越感。

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