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大团圆结局

伟大的成功难免的缺失

——《西厢记》大团圆结局的解析和改编

提要：《西厢记》第五本“大团圆”结局之优劣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观点大致可分“去”、“留”两派，且皆入一难解的“二难命题”中，其实质是“事理”与“价值”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以“张君瑞梦团圆”为结局的一种改编模式。

关键词：西厢记；大团圆；真实性；梦团圆

一

王实甫《西厢记》史推“天下夺魁”之作，又有“神品”之誉，然其第五本以张生一举状元、崔张喜结良缘的“大团圆”方式结局，斯优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圣叹批改《西厢记》时就干脆把第五本一刀斩掉，以张生“惊梦”结剧。还有人断定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乃是关汉卿自作多情，“画蛇添足”之续作。[1]215王季思先生也说：杂剧第五本“把一个悲剧的结局改成团圆，是缺少现实根据的，因此，表现上也往往没有力量。《西厢记》杂剧第五本不如前四本精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2]2-5段启明对此说得更为到家：“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可以写出真实可信感人肺腑的爱情，但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解决崔张之爱情。《西厢记》的结局，毫无疑问是一种妥协，是王实甫为了实现‘有情的终成了眷属’的理想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因为“这种理想不仅在王实甫的时代不能实现，即使在《西厢记》产生以后多少个世纪也还不能实现”，因此，“只好以妥协而结束那一切”。[3]66-67

也有人不赞同对第五本的否定。吴国钦就认为：“《西厢记》第五本是全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四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团圆结尾并非勉强撮合，更不是强弩之末，而是合乎逻辑的收煞。”而后他从戏剧冲突的新发展、主要人物性格最终完成、主题思想的更好体现和抒情喜剧风格的一致性等角度佐证了自己的观点。[4]128-130

总言之，历来对《西厢记》第五本情节与“大团圆”结局的优劣品评大都不出以上两种主张的范围。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又有各自的偏颇失允。《西厢记》之于《会真记》是“伟大的成功，难免的缺失”：其“缺失”就在“大团圆”结局的处理上。这一结局正如王季思所言“缺少现实根据”，但第五本的情节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性格在这一本中有新的发展。

二

其实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大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个客观的“二难命题”中：“大团圆”的结局是个“妥协”，受到批判是应该的，第五本情节对全局是个“合乎逻辑的收煞”，给予充分的肯定又是必要的；而两者在事理上也是统一的：这一情节是这个结局的内在依据，这个结局又是这一情节的必然归宿。故否定前者就得非难后者，如金圣叹，然而后者又功不可没；肯定后者就须圆说前者，如吴国钦，然而前者又无法自圆。总之，两者在事理上的逻辑一致性与价值上的内在反对性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倒是霍松林对该“矛盾”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西厢记》第五本“仍然是前四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写得也不算坏，主要原因是作者合逻辑地发展了主要人物的性格，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至于中状元大团圆的处理方法，当然有它的弱点。”[5]65霍先生看到了两者的矛盾并试图找到根源，但最终还是归咎于“历史局限性”。我想这不仅仅是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同时还应该是一个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的问题。“大团圆”的结局之于第五本合逻辑的情节发展其实也就是文艺学中艺术真实的两个要素——“内蕴真实”与“假定真实”之间的关系问

题。这牵涉到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命题：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评价艺术有两个基本的层次：“是不是艺术”进而“是不是伟大的艺术”。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即“艺术存在之根”不在“内容”、“情感”而在“形式”、“技巧”，故“是不是艺术”取决于其“形式”——这一层次祈向“艺术的自主性”与“美学的自足性”，也即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美学原则”；而基于此的“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伟大”，则不在其“形式”，而必归之于“情感”——伟大的情感、崇高的精神、深沉的体验！这一层次祈向“艺术的现实性”与“美学的人文性”，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历史原则”。这是我们艺术批评必须区分的、有递进关系的两个不同的逻辑层次，艺术争鸣、美学研究于此不可不辩。其实，康德美学之所以是“纯粹美”与“依存美”两个层面、两种思路、两重结构、两套话语，也正对应于这里的两个层次。

《西厢记》第五本的情节从“美学原则”来看，其艺术情境的创造完全是个性化的，艺术形象也是典型性的，文本内在的情节、情感逻辑展开也是合乎情理的，整体上具有完整性和有机性。据此可以同意清嘉庆大文士王世贞“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意见。但“大团圆”的结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原则”上是过不了关的，因其违背了这样一个要求：作品较诸社会生活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正如许朔方所言：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尊重个性发展和追求爱情自由是《西厢记》所表现的主题，这种爱情与礼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崔张爱情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而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往往使读者忽视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而集中注意于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这对主题是一个破坏。毫不讳言，我在读过第五本后心中就有这样一个念头：“我要是张君瑞那该多好啊！”而并未对崔母的虚伪顽赖产生多少憎恶之感，我想这与“大团圆”的结局有直接的关系，“杀人不过头点地”嘛！王季思、段启明都有类似的观点。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人性的悲哀。

这也牵涉到艺术家对于艺术所描写内容的“态度”问题。进入作家视野里的素材最终能否成为艺术的真正内容，就要看作家对待它的态度如何：如果是以艺术的态度、眼光去对待那她就可以成为艺术的内容，这艺术作品就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否则就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问题是，什么叫“艺术的态度、眼光”呢？我以为就是“情感化”了的态度、眼光，这“情感化”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对事物“信以为真”的态度，“信仰”是这种“信以为真”的最高级状态。现代诠释学家有言：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被我们“信以为真”，我们并不是遵循着真理而是按照那个被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你在艺术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内容在生活中会不会出现、有没有可能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以一种“情感化”了的态度和眼光去对待她，是否把她当作“信以为真”的东西来加以表现了。如果是，那她就一定是艺术，否则便难说了。比如屈原之于《离骚》就是这样，正因为屈原对其政治理想“信以为真”、甚至是视其为自己终身之“信仰”，才使得《离骚》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异常丰富：充满希冀的理想及这理想的破灭，蒙冤受屈和不被理解、谗臣误国的怨愤，终于只能埋葬理想的绝望和绝望也摧折不了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傲与自信，以及对故国亲土的眷恋深情[6]2——这一切真挚的情感皆伏根于屈原对自己政治理想那“信仰般”的“信以为真”。若没有这“信仰般”的“信以为真”之情，《离骚》决不可能成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千古不朽之作。其他的可以类此推之。而问题的繁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把这种情感化了的“信仰”同一般的“迷信”区别开来：前者浸染着理性的因子而后者则是非理性的盲从。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解释我们很多的疑惑，比如文革时期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学，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表面看来这些对那个时候的作家而言都是虔诚地相信的，但其实这种态度只是“迷信”，而决非我说的理性浸染过的“信以为真”式的“信仰”问题；因此，此类文学至多不过仅仅有“文学”之名罢了，而决不会与“伟大的文学”有关。总之，这种于对象“信仰般”的“信以为真”之情即使不能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