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胡翼青

（１９７５－），男，广西博白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６８５

（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０５－０５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四大奠基人似乎已经成为传播学的常识。然而根据当年施拉姆选择的标

准，有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社会学家更有理由成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回溯传播思想史，在施拉姆选择标准的学术外表之下，还有更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施拉姆关于四大奠基人的神话窄化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挑战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重新考量传播学理论视角的多元化问题，以便释放出传播研究的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四大奠基人；施拉姆；芝加哥学派［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关于传播学的奠基人，似乎是一个不用再探讨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它已经成为了传播学界的一个常识。许多传播学教科书用以下的方式来讨论传播学的缘起：“２０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

尔德。”［１］很多年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提法的

科学性，甚至很少有人追溯这种思想的来源。然而回归思想史，在这一提法的背后似乎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悬疑。

施拉姆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提出

其实，明确传播学四大奠基人这一提法的年代，比人们想象得要晚得多。１９８０年，美国传播学界的泰斗威尔伯・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等四大奠基人所开创的传播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

来的传播学奠定了一个基础。于是，“四大奠基者”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有学者指出，在美国，这四位学者“对大众传播研究史的重要性已经被ＷｉｌｂｕｒＳｃｈｒａｍｍ在他１９８７年去世之前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且被罗杰斯重申”

。［２］根据施拉姆的本意，选择以拉斯韦尔为首的四人充当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如下：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推动了传播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其中三人建立了研究和教育培训的机构，指导过大批的学生，对同事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均发生在传播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出

现之前。［３］

应当承认，施拉姆所提的四位奠基人

确实符合上述标准，他们也确实对传播学的产生做出较为重大的贡献。然而问题就在于，根据这一标准，可以成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实在是很多，杜威、库利、帕克、布鲁默、霍克海默……扳着手指数不过来，这些学者对传播学的贡献甚至比四大奠基人中的某些成员更早、更大。比如帕克，他提出“把关人”理论和对一战时期宣传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勒温刚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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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回柏林教心理学，而拉斯韦尔还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施拉姆的这一标准只能将一个重要的早期传播思想家———李普曼划在奠基人范围之外，因为后者从没有建立什么培训或研究机构或指导过什么学生。

于是一个重要的悬疑便出现了，为什么施拉姆不选择杜威或者帕克。关于这个问题，按照罗杰斯的看法，施拉姆这么做是非常精明的，“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

科学中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

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４］而黄旦

则认为，罗杰斯的看法并不合理，因为即使施拉姆看不起来自欧洲的霍克海默等学者，把杜威、库利和帕克等人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实在算不得辱没门庭。［５］

我注意到，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书中，施拉姆也提到了库利、帕克和萨丕尔，并称他们为“奠基者的奠基者”。施拉姆在分析帕克等人对传播学的贡献时，曾从反面提出了他所认可的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他说：“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传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而言，这是一种被放在第二位的研究兴趣，仅仅是他们主攻学科的一个例证，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采用与当代社会科学紧密

相联的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问题。”［６］在

这里，施拉姆部分地披露了他的意图：由于他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中没有一人可以被称为主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因此他关于传播奠基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定量研究”。

首先需要驳斥的是，这是一种学术偏见，完全站不住脚。孔德、斯宾塞、韦伯、马克思也没有采用现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方法，但恐怕没有人敢说他们不是社会学的奠基人。退一步说，即使“定量研究”是成为奠基人的前提，芝加哥学派的某些学者还是很符合成为奠基人的条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并不只有定性研究，布鲁默和豪瑟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奥格本与伯吉斯所做的一些关于城市中传播问题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定量研究，而斯托弗

更是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与霍夫兰的定量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所以别说施拉姆所提出的第二个标准是不成立的，即使成立，也不能将芝加哥学派挡在传播学奠基者的大门之外。

为什么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所以，按正常的逻辑，那么在四大奠基人之前，最没有争议的传播学奠基人应该算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某些成员了。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传播研究倾向早晚会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由其传播研究的贡献所决定的。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传播理论框架；提供了大量可供证实的理论假设和为数颇丰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已经形成了颇成气候的理论线索。在宏观层面，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学者广泛讨论了传播技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人的生存方式、维系现代社会生存发展和实现民主政治。这条线索日后逐渐发展为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传播生态学和发展传播学的某些主张。在中观层面，芝加哥学者们讨论了传媒与移民美国化、宣传与社会控制等问题。他们指出，现代大众传播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需要有效地利用这种能力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作。这一线索为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微观层面，以米德为首的学者将把传播界定为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灵与社会意义被建构。这条线索对于人际传播这一学科领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且，当前这种理论逐渐转向大众传播领域，为符号互动的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生态学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而且芝加哥学派曾提出过一系列后来成为传播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假说。比如帕克就曾提出并详细论述过“把关人理论”；而布鲁默除了最早界定了“大众”这一概念之外，还为效果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其撰写的《电影与行为》等书中，他先后提到了“使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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