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

浅谈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

摘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 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本文试就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与传统用人思想之渊源关系, 以及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一探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用人思想; 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do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tegrity principle and tradition of employing ideas, as well as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ing thinking.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er thinking; merit;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引言：

“德才兼备”是我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 它是对传统文化“尊贤”、“用贤”、“德才兼备”用人思想批判继承的结果, 是对历代用人得失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后, 在任用选拔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领导干部的腐化、犯罪事实, 也恰恰证明了德才兼备的重要性。因此, 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原则。“任人唯贤”原则源于传统文化“举贤不避亲”、“任人不避仇”的用人思想。

1. 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关系

中国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视“任贤使能”为治国之大事,“国以任贤使能而兴, 弃贤专己而衰”。千古名帝康熙以善用能臣而名垂青史, 他认为“历代治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 “致治之道, 首重人才”。可见,“用贤”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用人思想中最具精华之成分, 至今仍闪耀着进步思想之光辉。传统文化一向十分重视“立德”, 把德行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刘邦、曹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在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有其积极意义, 为战胜对手, 开创基业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 刘邦、曹操重才废行, 不讲品德, 其实不然。刘邦、曹操所谓的德, 是看人才是否忠于自己, 是否为己所用, 这是最为根本的前提。当然, 这种做法和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与刘邦、曹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同, 唐太宗用人, 由于即位后的太平治世与曹操所处的混战乱世不同, 因此他较注重人才的品行、学术方面的基本素质。他多次告诫群臣:“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 误用恶人, 不善者竞进”。慎择官吏“须

以德行、学术为本”。他批评曾违背这一选官原则的吏部官员,“惟取其言词刀笔, 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 恶迹昭彰, 虽加刑戮, 而百姓已受其弊”。

可见, 为官择吏重视德行对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有着巨大影响。深受太宗思想影响的大臣魏征在总结用人的经验时说:“乱代惟求其才, 不顾其行。太平之时, 必须才行俱兼, 始可任用”。康熙作为一代名君, 也深知德行对治国的重要, 指出:“国家用人, 当以德器为本”;“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 若止才优于德, 终无补于治理耳”。这与唐太宗的德才兼备思想完全一致。

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 拜管仲为相, 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传为千古佳话; 陈琳原是袁绍帐下之记室, 在起草的讨曹檄文中骂及曹操的祖宗三代, 并痛斥曹操为“赘阉遗丑”, 曹操曾为此文而切齿扼腕。袁绍败亡后, 陈琳投降曹操,曹“爱其才而不咎”, 重用他为掌管文翰、起草军国书檄的军谋祭酒。贾诩原为张绣部属, 宛城一战, 贾诩助张绣袭击曹操, 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战死, 曹操也负箭伤。后贾诩投曹, 被任命为执金吾, 封都亭候。渭南之战, 贾诩献策助曹击溃韩遂、马超。曹操不念旧恶, 大胆起用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陈琳、贾诩等人, 成为“能用度外之人”的典范。唐太宗任人不避亲、不避仇。他说:“古人‘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 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 虽是子弟及仇嫌, 不得不举”。

由此可见, 在用人的问题上, 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 是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前提。坚持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 也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2. 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思想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才的识别、培养、锻炼等方面的思想极为丰富。正确地认识和吸收其合理成分, 对做好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何识别德才兼备之贤才, 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前提。姜子牙认为: 天子要治理好天下, 关键在于有贤能之人的辅佐。为此他提出人才的标准是:“仁、义、忠、信、勇、谋”, 即“六守”。“富之而不犯者, 仁也; 贵之而不骄者, 义也; 付之而不转者, 忠也; 使之而不隐者, 信也; 危之而不恐者, 勇也; 事之而不穷者, 谋也”。庄子以“九征”识别贤才。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 近使之而观其敬, 烦使之而观其能,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强调通过九个方面去检验人才的品德与才能。我国第一部人才学著作《人物志》的作者刘劭, 提出了鉴别人才的“八观”、“五视”、“七缪”, 论述了识人、用人、鉴别人才的具体方法, 可谓具体、全面。唐太宗认为, 理想的人才应该是: 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 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在政务实践中识别官吏, 以百姓评价的好坏作为官员贤否之标准。

如何任用人才, 历代思想家都有论及。刘劭认为:“夫人才不同, 能各有

异”。世有才能兼备之“全才”, 亦有持一技之长之“偏才”, 应“量能授官, 位人以材”。唐太宗认为:“人才有长短, 不必兼通”, 他主张“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用其所长, 掩其所短”。史载: 房玄龄善谋, 杜如晦能断, 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 温彦博“敷奏详明, 出纳帷允”, 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 魏征“以谏诤为己任”, 王珪“激浊扬清, 嫉恶好善”。群臣各以己所长辅佐太宗, 成就了“贞观盛世”。“量能授官, 位人以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的用人思想启示我们: 在选拔任用干部时, 要做到知人善任。要充分了解后备干部各自的特点, 要善于发现、使用人才之所长, 不可求全责备。要把人才用于合适的岗位, 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 避免对人才的压制和浪费。

在人才的培养、锻炼以及破格使用上, 孟子认为, 贤才非天生即来, 而是在逆境中磨砺成才的。苏绰认为:“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 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只有“剖而莹之, 驰而试之”, 才能发现良玉和千里马。他举例说, 姜太公钓鱼, 百里奚喂牛, 如没有机遇, 不任之以事业, 不责之以成务, 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有赫赫有名的姜太公和百里奚。因此, 他指出:“得贤而任之, 得士而使之, 则天下之理, 何向而不可成也”。王安石、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等人都主张要“破除常格, 凡有高才, 不次擢用”。

中国传统用人思想启示我们, 应该十分重视党政领导干部的培养和选任, 要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经受磨炼, 经风雨见世面, 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如此才能担当天下大任; 我们要严格履行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 但又要突破学历、年龄的框框, 打破论资排辈、按资升迁的陈规旧习, 把真正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提拔上来, 使用起来。

总结：历览古今兴衰事, 成败得失在用人。得贤则安, 失贤则乱。只要我们吸取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的精华, 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 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用人思想的积极意义, 就能造就一支高素质、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领导干部队伍, 开创出人才辈出、生机勃勃的干部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吴兢. 贞观政要: 卷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 卷六九.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3〕章锓. 康熙政要〔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4〕吴兢. 贞观政要: 卷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5〕吴兢. 贞观政要: 卷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