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讲义：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第四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课程：中外文学比较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中国学派的理论核心及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异同之处，中国学派跨文明的内在含义。

重点和难点：1、中国学派提出者的跨文明考虑2、跨文明背景与法美学派的异同之处。

3、研究范式有哪些，各自特点。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

教学过程：一、背景中国比较文学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近十余年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

本文试图对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作一初步的总结和粗线条的勾勒，以就教于方家。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那么，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明研究”为基本特色。

(详后论证)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八”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明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明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大厦。

下面分别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作进一步的勾勒和阐述。

二、理论特征——跨文明研究先谈谈“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研究”。

无论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都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明差异的挑战，他的同属古希腊—罗马文明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明圈。

因此，他们从未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明危机感。

作为现当代世界的中心文明，他们对中国等第三世界的边缘文明并不很在意，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中西文明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危机感和使命感。

正如叶维廉所说，“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威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明体系。

”因此，文明模式问题，跨文明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

这种状况决定了法、美学派不会，也不可能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比较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更不可能去发现并创建系统的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我在《比较文学史·序》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了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

早期的法国学派，关注并执著于各国影响关系的研究，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随着文学视野的扩大，已不可能再将比较文学拘囿于“事实影响”的小圈子里了，美国学派树起了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大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比较文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跨文明的时代，面临着东西方异质文明的跨越问题。

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的跨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

”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

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

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

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美国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Guinen)指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者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到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相互认识，互相观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

’嗯西方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威勒克(Reu己wellek)、艾金伯勒(ReueEtiemble)、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著名学者。

然而，倡导最力，见解最深，并且为之献身的，应首推李达三(J。

hnJ.Deeney)，他将正在崛起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并为“中国学派”的诞生而竭尽全力。

李达三先生已经明智地意识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重任和辉煌前景，他说:“我用‘新方向’三个字，是因为我相信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处于转折点的十字路口。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乐黛云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

艾金伯勒教授几十年来一直研究比较文学，他是这一领域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他选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这个题目来作他的退休前带有总结性的讲演，正说明他以锐利的眼光洞察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预见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

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旧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丰富实践，以其丰硕的成果作出了令人欣慰的回答。

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将比较文学推向又一个高潮，并在这种“跨越”之中创立比较文学的又一新学派这一历史的重任，似乎已经担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肩上。

想当年法国学派崛起之时，同处欧洲的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虽然也曾有不少比较文学研究，但却并没有享受到创立学派的荣耀。

其原因在于德、英等国没有总结出一套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

今天，同处东方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等东方国家都有可能在比较文学发展的这第三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在这方面，也许中国学者们已经先行了一步。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的初步勾勒，或许将宣告中国学派已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的制高点。

这种跨越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明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明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

从根本上说来，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明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因此，可以说“跨文明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明)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

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具体化或延伸。

三、研究范式由“跨文明研究”这一基本理论特征出发，我们从中国比较文学已有的学术实践中，大约可以概括或总结出这样一些方法论:1.“阐发法”(或称“阐发研究”)沼.“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3.“文明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4.“对话研究”;5.“整合与建构研究”。

下面分别述之。

（一）阐发研究尽管“阐发研究”是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于1976年正式提出来的，但“阐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早已出现在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毖、朱光潜等)的学术实践之中。

刘介民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一书的“阐发研究”一节中，甚至将张隆溪的《诗无达话》，以及我的《风骨与崇高》等论文都作为“阐发研究”的范例。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看来，连我也被拖进了“阐发派”的行列。

然而，大规模的阐发研究潮流，是港、台及海外学者和留学生掀起的。

在我赴美访问讲学期间，所接触到的华裔学者及留学生，绝大部分加入了“阐发研究”的队伍。

正如余国藩先生指出:“过去20年来，运用西方批评观念与范畴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潮流愈来愈有劲。

这潮流在比较文学中预期了许多使人兴奋的发展。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主要方法论的“阐发法”，正是在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中产生的。

“阐发法”虽然“不比较”或不直接比较，但却因“跨文明”(跨中西异质文明)而获得了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一致的“效果”(杨周翰语)，成为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但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所提出的“阐发法”仅具雏形，还远未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使之日趋完善。

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

例如，针对古添洪、陈慧桦二人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一边倒”的片面性，大陆学者不但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陈谆、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双向阐发”，对古、陈二位的论点加以补救。

陈谆、刘象愚指出:“阐发研究”无疑应该在比较文学的方法中占一席之地，但它所以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症结不在方法本身，而在台湾学者的提法尚有极不周密、极不完善的弊端。

因为阐发研究决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

如果认定只能用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和模式去阐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或文学理论，就如同影响研究中只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外民族文学产生过影响，而这个民族文学不曾受过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一样偏激，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陈、刘二位举了钱钟书关于中西文艺思想的双向式阐发等若干例证，确实令人信服。

此外，陈谆、刘象愚还将阐发研究从理论阐释作品的单一模式扩展为三个方面，即1.理论阐释作品，2.理论阐释理论(各国文论互释)，3.其他学科阐释文学作品(如用画论阐释诗论，或用禅学阐释诗学)。

中国大陆学者不但批评并完善了台湾学者之论，而且还维护、捍卫和深化了这一新生的理论。

针对有人批评“阐发法”不比较或比较性不足的论点，杜卫撰文作了辩解和深入的探讨。

杜卫不仅重申了“阐发研究”是双向的，相互的，而且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明的文学理解”。

这样，就给阐发研究奠定了“跨文明研究”的坚实基础。

笔者相信，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阐发法”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完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学界有人称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法”)的特征何在。

如果说，“阐发法”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理论大厦的第一根支柱的话，那么中西比较文学的“异同比较法”就堪称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大厦的第二根重要支柱。

如果将“阐发法”与“异同比较法”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征，从同的方面看，“阐发法”与“异同比较法”都是一种跨文明的研究(详后论述)，从异的方面看，“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战场上的先头部队，担负着开辟道路，扫清障碍等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

阐发研究正是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国际性文学交流与对话，寻求中西融汇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创造了从术语、范畴到观点和理论模式等多方面的沟通的条件，扫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碍，为中西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