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_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_韩晓莉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韩晓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席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随之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称新文化史,被认为已取代社会史,占据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悄然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之声日渐增多。相较于西方学界与文化史壁垒分明,又似乎涵盖一切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内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递进关系。本文试图对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启蒙运动,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于中国学界,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期后,于80年代初异军突起,并演成如火如荼之势。一时之间,诸如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在内的专史性论著和包含哲学、宗教、风俗、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冠以文化史的通史性论著在在多有。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复兴代表了时代发展下史学研究的新气象,但它同时也是一门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科,复兴之后,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来。

首先,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文化史学科定位的形成源于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繁杂的词汇,从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广义文化多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多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主要强调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尽管狭义文化的界定相对明确,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很大困惑,“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历史研究并不局限于艺术、思想等精神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界限的,它一经产生,便处处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间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们无法想象,研究政治史、法律史、社会经济史能够脱离对政治意识、法律观

念、经济伦理的研究”。①

其次,由于缺乏独立性,文化史研究表现出重视精英文化,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政治史和经济史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地位,文化被先入为主地划为意识形态的部分,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不具有独立性。于是,这一时期即使有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被条块分割的,作为政治、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物。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以“结构-功能论”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研究转向,但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政治”与“制度”的实体,探讨的也主要是这个实体如何运作。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必然导致研究中形而上的倾向,文化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关注精英文化成为文化史复兴后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学者眼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研究,描述多于分析,介绍强于论证。“这样的文化史就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大网,虽然打捞出了所有海底之鱼,却偏偏漏掉了鱼赖以生存的水,于是鱼全变成死鱼,而这样的文化史也仿佛是一个无人引导又没有讲解说明的博物馆,在罗列堆垛中`精神'仿佛找不到它的依附处,只好悄然退出所谓的文化史。”②而对精英文化的过分强调一方面使文化史缺少了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展现,另一方面也将文化史置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开放,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省思,而几与文化史同时复兴的国内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西方“文化转向”思潮下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也给国内的文化史研究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复兴的社会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观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通过这样的研究视角,社会史学者重新找回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略或遗忘的人们,历史以更加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由学术、教育、习俗、道德、文学等固定板块所构成的带有上层精英倾向、分割拼盘倾向、干巴枯燥倾向、片面简单倾向的`旧文化史'”③而言,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无疑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视角转换得到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认同。同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将“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④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此鼓舞,肇兴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被众多国内学者寄予厚望,希望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兴,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位置解放到更加基础的层次,以打破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只研究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局限,将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从刘志琴“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的论断,⑤到李长莉对“社会文化史”概念的阐释,⑥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率先兴起。虽然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学者们众说纷纭,不一而是,但就其在国内的发展来看,它与文化史的联系要更为紧密,文化史研究者也表现出了较其他学科研究者更积极的回应态度。换句话说,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带来了文化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首先,社会文化史以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对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还原,大大拓展了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史学研究中,社会文化史是一个与传统文化史全然不同的新兴学科,它涵盖广泛,包罗万象,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理念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关于社会

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①②③④⑤⑥周积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32页。

葛兆光:《文化史:在体验与实证之间》,《读书》,1993年第9期。

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页。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见陈恒、耿相新编:《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

象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页。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见赵清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84—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