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几点感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鲁红杰：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几点感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报告

鲁红杰

一

钱穆先生所说：“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事实上汉朝时期，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而非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实际领袖。“三公九卿”制度为政府高效有序的运作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唐代，相权被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会议决定。换句话说，唐代的宰相实行的是“委员制”。唐代的定旨出敕之权，实际上是被中书省所操控，皇帝只同意画敕即可。宋朝时期，皇室蓄意减夺宰相职权，设立“政事堂”、“三司”、“考课院”等机构。同时，君权与相权之间也有相应的调节：皇帝——>宰相——>谏官——>皇帝。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明代则废宰相而设九卿，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院。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变，一系列的大权，就集中到皇帝身上。清代延用了明朝的六部尚书、内阁的制度，并且清代的专制程度与明代相比明显要加强了。

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至于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钱穆先生举在书中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唐中宗因不经两省（中书省、门下省）而径自封拜官职而心怯，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是全由皇帝专制。

二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钱穆先生在《前言》中的这段话则是让我想起了五四运动——那个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时代。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就被枪

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被打败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即国民劣根性以及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甚至连一直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世俗，总结出中国文化的十几条弱点。

那一代人对民族前途所做的设计就是完全放弃本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独秀的想法显而易见，就是对中完全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做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种思潮主导了整个五四运动的进程，它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以来，五四运动一直被奉为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一直占据各种学术思潮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为核心的主题。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批批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捕捉兔子感觉理所当然；在非洲狮群中长大的幼狮，对捕捉非洲水牛感觉理所当然。自然，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人，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会觉得理所当然。

三

在中国古代，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农业税”。汉朝时期是“十五税一”，唐朝时采用“两税制”，以后朝代多是在“两税制”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施行。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所谓的税是指田税，如果只收十分之一的税额就算是“王者之政”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农业何等重视。纵观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是已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经济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使统治者对内部治理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多数统治者所希望的是把国家治理好，最好再形成一个“x x盛世”之类的时期，然后在

历史上留下一笔。但鲜有统治者像西方统治者们那样整天想着征服他国，扩大疆域。这种差异影响深远，可以说近代西方航海时代以至于随后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中国却抱残守缺，最终为西方超过并任人欺凌与这种差异也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