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诗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诗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世界的语言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时对其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采用。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等等。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采用共时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套在特定的体系中由相互关系决定的符号系统。他把一个个符号看成是能指词和所指词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关系是随意性的，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词这一特性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是符号之间是因为不同或者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体系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或不同而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个符号中，而是功能性的，是与其它符号区别的结果。正是这种不同或者差异关系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到诗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

森。他于1920年移居布拉格后成为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他遇到法国人类学家洛德一列维斯特劳斯．两人交往很深，产生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雅各布森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诗学研究里游刃有余了。他认为诗学只有在语言被置于某种对语言本身的清醒意识中才得以存在。语言的诗的功能“促进了符号的可知性”，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特性，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交流的筹码来使用。在诗学中，符号脱离了它的对象；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给打乱了，这就给符号以某种独立性，作为本身就具备价值的客体出现。对雅各布森而言，所有的交流都含有六种成分：说话者，听话者，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使这信息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代码，交流的接触点或物质媒介，以及这信息所指的背景。这些成分中的每一点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语言是某种思想状态的激动或表达；从听话者的角度看，它是意动的或是试图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交流中关注的是背景，语言就是参照性的；如果交流中针对代码自身，语言就是超语言学的；针对接触点本身的交流是交际性的；当交流集中于信息自身时，诗的功能是起主要作用的。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诗学的定义》里首先区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完全的知识的

传统观点；另一种把每一个具体的文本看作抽象结构的表现，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不相容的，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然而，根据强调哪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观点。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是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结构主义把这观点称为解释。解释有很多同义词，如评论，诠解，细读，分析，甚至“批判”。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让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忠实于客体，忠实于那个结构之外的”其它“。作为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主体产生的戏剧效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把一部文学作品暂时放置一下然后把它投射到其它什么上而不是它本身，那么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如此紧密的支持作品的形式以至于它和作品的形式是等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最好的解释形式。

如果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分析的一般术语，文本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可看作是科学体系里的上下文。用这个一般文人不喜欢用的术语，目的是少指向这种活动产生的精确度(精确度必须是相对的)，更多的指向分析家采用的方法；分析家的目的不再是具体作品的分析，意义的定位，而是确定一般的规律，具体的作品则是这些一般的规律的产品。

就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观点而言，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些看法差别很大。的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接一个的学科，有分析学的，社会学的，道德学的，还有从哲学及思想史派生出的其它学科。所有这些学科都否认文学的特性是内在的，而把这特性看成是存在于文学作品外部的规律的表现，或那些和心理。社会，甚至人的大脑相关的规律的表现。所有这些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一个永恒王国——也就是解码和翻译的

劳动。文学作品是某种东西的表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代码达到这个某种东西这种研究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否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归入某一类范畴的语言中去(这些科学之一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好多分枝。这种活动和科学相关，到目前为止，它的客体不是特定现象而是一些规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规律却由现象解释。

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打破了解释和科学在文学领域建立

的对称性。和对具体文学作品解释相反，他认为诗学不追求意义，目的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体系主导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和其它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相反，诗学追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因此，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方法。

由这些观点引伸开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

关心的是文学话语的特性。每个作品都是这些一般和抽象的结构的表现，都是实现了这些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因此这种科学(结构主义)

不关心具体的文学，而是一种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文学

现象的抽象特性，这种特性构建了文学现象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目标不再是解释一段文章，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履历，而是提出一个结构和文学话语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份文学可能性的清单以便现存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取得的具体的成就。作品将被投射到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不是它自己上面，如同心理和社会学批判那样的情况。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将不是共容的结构，而是文学话语的结构。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我们用来解释文学特性的例子。

按这个结构主义观点广泛的意义来看，所有的诗学，不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枝，都是结构性的；因为诗学的目标不是那些实验性的现象的总和(文学作品)，而是抽象的结构(文学)。那时，引入每个科学领域的理论观点总是结构性的。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只赋予有限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之把语言归纳于一个交际系统或者是符号代码的社会现象，那么，呈现在这里的诗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主义了。因此可以说文学现象，以及相应地决定这现象的话语(诗学)，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反对在结构主义形成之初的把语言当作工具的观点。

兹维坦·托多罗夫进一步具体化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就最重要的意义而言，是语言的产物。根据这个道理，任何语言知识对诗学家来说都是有趣的。由此公式引伸，联结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没有联结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重要。同理，这样的关系对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