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与中国近代教育 先看这个

留美幼童与中国近代教育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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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期留美幼童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的有8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有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总办蔡绍基；新式学堂校长3人，有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今河北医科大学前身）第一任总办（校长）林联辉，唐山铁路学堂（今西南大学前身）总办周长龄和监督方伯梁；曾担任教职的有三人，有程大器、黄有章、容尚勤；此外，还有一批从事政治、外交、实业的留美幼童也间接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如容开、梁诚、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詹天佑等。

这些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学校教育：破旧立新，造就新人才
回国后一些留美幼童已开始认识到近代教育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中国倡导新式教育，造就大批新式人才，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当时的危机。

唐国安就是如此。

唐国安，第二批留美幼童，1873年抵美。

他先入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就读一年，被召回国。

回国后先在唐山机械采煤公司，后参加修建京沈铁路。

1907年，他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

1908年秋，他作为译员随清政府军机大臣毓朗、留美幼童出身的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

1908年，外务部，学部两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唐国安开始担负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头一件事是考选学生赴美留学。

作为主考官之一的唐国安，认真严格录取了一批优秀学生，送美后学有所成。

这些留美学生学成回国
后服务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多为专业硕彦，社会栋梁。

其中尤可称道的是：梅贻琦后来掌管清华大学，蒋梦麟、胡适掌管北京大学，竺可桢掌管浙江大学，邹秉文掌管东南大学，胡敦复掌管大同大学，并且，还有大批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任教。

他们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推动留学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1年初，唐国安有积极投入到筹备清华学堂的工作中，4月26日清华学堂正式成立。

1912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民国政府外务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直至1913年逝世为止，唐国安一直为清华学校呕心沥血，为今后清华由预科学校发展为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国安一生，以渊博的知识，致力于教育和外交工作，极具开拓性。

他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华工作，无疑是荣闳留美教育计划（即幼童留美计划）的“复活和延续”（台语学者林子勋。

我们称他为“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启后之人”可当之无愧。

容开，第三批留美幼童。

1881年返国后分到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往汉口、香港经商，曾充任孙中山总统的顾问。

容开非常“重视教育的效用”66,1899年到1911年，“他在故乡创办义学，有次他回乡看望，有次他回乡看望也几乎被捕。

该校至今仍存在，现有学生三百名。

他自己还在该校任教过。

他节省每一分钱，为了使他的八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

67此外，“他深信Carlyle（19世纪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所说：’一个真知的人，我坚信也必是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也是热诚、正义、人道及刚毅之人。

用这种人当政，万事大功告成；如果不用这些人当政，纵有遍地开花的皇皇法典，有村村议会，到头来仍是一场空’！”
梁诚对教育也比较热衷。

由于他重视教育，“所以对在美留学的官费和自费生，无不特别爱护。

当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东美中国学生于麻省爱姆司村农务大学的博物馆举行大会时，他即特派参赞周自齐，出席演说，并代达梁氏的意见，说：‘历见各生，功课日上，互相勉励，堪为中国前途贺’。

并嘱各留学生：‘宜以爱惜身体，保重名誉，作座右铭。

’又说‘学问为己，非为人，己者即国家之谓也。

’69”另据他的第五子梁世华先生1975年5月22日写给罗香林的信中所说：“再者，先君对于教育，向表热诚……在美任内，除大帮官费生外，并有不少天津上海粤籍仕商子侄，无不亲为管束，负起家长之责（后最出名者，如顾维钧等。

）”70梁诚虽然以外交见长，但因曾受容闳的影响，他做事的用意，倾向于教育的发展。

1903年，当他从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多至二十
六人，就可知他对教育与人才的重视了。

1908年12月，“东西美中国学生会所编印的《美洲留学报告》，载《东美学生会纪事》，其《光绪三十一年第一次大会始末记》说：‘当五六载以前，中国士子留学美国者，盖不多见，而东美尤绝无仅有……至二十九年春，梁公使震东（梁诚），奉使是邦，同行学生有二十六人之多，又是岁，湖北派官费生七人来留学于东美各省……此后自费学生，接踵而来，广东所派官费生继至，西美大学毕业生亦多入东方大学，作更上一层之想，人才蔚起，识者早知东美学生发达之期，已不远矣！’71”从这可看出梁诚所携赴美国东部留学的学生是有引导作用的。

当然，倡导新式教育，造就大批新式人才的留美幼童还有：蔡绍基，1902年到天津接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在为北洋大学选定新校址和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联辉是第四批留美幼童，回国后又就学于天津医学馆。

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拟《医馆创立堂折》奏请设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自办的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林联辉就第一任总办（校长），他对学校的发展和医学人才的培养具有开拓作用；1893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周长龄和第二批留美幼童方伯梁具体筹建了唐山铁路学堂；另外，唐绍仪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梁敦彦、梁如浩也先后担任过北洋大学堂督办。

2、家庭教育：革故鼎新，倡导新风尚
留美幼童的家庭教育对旧式封建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变革。

它革故鼎新，倡导新风尚，同时也是近代新式家庭教育的典范，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爱国主义教育
留美幼童大多虽历经沧桑，爱国之心却始终不变。

他们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在家里，经常向儿女们讲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故事；孩子长大后，仍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来报效祖国。

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志向。

詹天佑曾有一句名言：“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詹天佑不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中国近代“铁路之父”，而且自己的子女也做到了这一点，“次子文琮曾任粤汉路工务处副处长。

抗战爆发，轰炸抢修，日以继夜。

在长沙会战时，积劳殉职衡阳工次，国民政府赠予明令表扬，其生前与邱鼎汾编有
《川汉铁路之过去及未来》一书（民国二十四年）。

詹天佑父子两带均为中国铁路贡献其生命。

”72另外，“幼童中尚有钟文耀（第一批留美幼童），与其子钟桂丹，父子两代也是服务中国铁路界甚久。

”73
第二、道德品质教育
中国封建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围绕“三纲中的两纲”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的，也是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则，其最终目的在于教人损去自己的自由，服从君主，服从他人，牺牲自己的人格，侍奉君主及他人。

这种旧家庭的愚果，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大部分人沦为奴隶，然而到了近代，这一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进一步体会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制度的黑暗与凄惨，更多的人终于觉醒，决意通过新的教育和新的思想来改造旧式封建家庭。

留美幼童便是最早一批开始从精神麻木中觉醒，开始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正视中国的家庭教育的群体。

他们早期接受的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 Treatment）”74教育，使得他们一反传统逆来顺受的性格，不再束缚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伦关系中，开始教育子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权利以及创造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为子女树立了榜样。

他们从小要求孩子们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比如说梁诚的五子梁世华，“幼读父书，少承母训”75，在父母高尚的品德熏陶下，刻苦学习，选择自己所爱好的专业，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硕士，历任港府汉文视学官、高级教育官、金文泰中学校长，是当时香港教育界所持推重的德才兼备的学者。

詹天佑也是如此，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还非常重视自己子女和青年才俊的道德品质教育，1918年2月他发表《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对青年后辈进行道德品质教诲，他说：“道德者，人之基础，学术虽精，道德不足，犹诸筑高屋于流沙之上，稍有震摇，无不倾倒。

”76崇尚道德不仅仅是个人做人的问题，而且还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詹天佑正是看到晚清的封建伦理不仅不能使中国富裕强大，反而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因而发出时代的最强者。

此外，创建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尊重子女选择的家庭民主也是家庭品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欧阳庚很好地实现了这点，他尊重自己孩子的选择，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加州白克来读私立学校，三年以后他将去耶鲁大学，他现在十四岁，二十岁会在雪斐毕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希望做土木工程和矿业工程师，他想二十岁可得哲学学士，二十二岁的土木工
程学位，二十三岁的矿冶工程学位，二十四岁可得博士学位，在出外旅行一年，再开始求职谋生。

”77其结果是，他的长子于191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实现了他自己的理想。

第三、科学知识教育
留美幼童看到了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变得日趋狭隘，不仅与人生及社会发展需要脱节，而且完全是“所学非所用”的经文教育，完全与近代化的人才素质结构南辕北辙。

因此，留美幼童很注意引导了孩子们对追求科学知识的兴趣，采用学以致用的方法，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

由于留美幼童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们在培养子女方面大获成功，他们的儿女们大多继承先辈的传统，不负众望，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大多都为国家的近代化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唐绍仪的长子唐榴做过总领事，“长婿诸昌年、二婿张谦、四婿顾维钧都持过节使”，不愧为外交世家。

唐绍仪的另外两个女婿——六婿梁宝畅、八婿甘鉴在医学界和商界也享有盛名。

再如梁如浩，他的两个儿子宝鉴、宝畅都是留英的名医。

邝景阳的女婿谭真，曾任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

蔡绍基的“长子国藻、次子国基、婿曾广勋、黄日升，均在铁路及商界著有显绩”钟文耀的儿子钟桂丹曾担任铁路要职。

牛尚周的儿子牛惠霖、牛惠生均为上海知名医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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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留美幼童的教育救国主张和行动，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都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之道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尽管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对我们现在提倡的“教育兴国”或“科教兴国”却有着历史启迪意义。

虽然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不小，但是我们不能作过高的评价，毕竟近代中国这个悲剧的舞台对他们有很大的限制，加之幼童本身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说有少数留美幼童耐不住寂寞，在中国官场习气的腐蚀下，置所学业于不顾，迷恋仕途，做出一些逆潮流的事，不独对中国近现代化事业无补，反而有害。

当然，这些仅仅是支流而已。

从主流来看，留美幼童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必须予以足够的肯定。

就教育而言首先中国和美国相比科学教育观念及其体制上存在差异。

美国从19世纪开始,科学就成为中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期以来,小学和初中(或中间学校)大都采用综合科学课程,高中虽分生物、物理、化学和地球科学等学科,但也有一些主题是跨学科的,因此人们的意识里都具有科学教育的观念。

进步教育运动时期,美国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普遍开设“普通科学”,内容涉及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科技现象及其原理。

该门课程尤其重视科学方法的训练,目的是使中学生受到基本的科学教育。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是美国科学教育课程现代化时期,当时流行的学科结构课程理论倡导分科教学,反对综合科学教育,但分科的科学课程仍然保留了一些跨学科的性质。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的钟摆再次偏向综合科学课程,至今亦然。

其次科学课堂教学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美国中小学科学教学的总体特征是强调师生之间及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一探究,这与我国科学课堂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形成了巨大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学基本上是传统的授受式教学方式,教师注重备教材和面向全班讲解,强调按部就班地学习和通过做习题反复训练;学生则主要是听教师讲解,注重个人领悟和记忆,缺乏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与交流。

新课程改革虽然强调学习方式的变革,倡导探究、合作与互动的教学方式,但短期内传统的教学方式恐怕难以从根本上有所改变。

美国无论在幼儿园、小学的科学课堂上,还是在中学科学课堂上,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是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

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教学理论学者大力倡导合作学习。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合作学习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普遍采用的主要的学习方式。

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大力倡导探究学习。

当前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提倡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

但是,在我国科学教育改革中由于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远远适应不了科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合作、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成为普遍的教学方式。

由于我国缺少科学教育专家和研究人员,中小学科学教师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中也很少像美国科学教师那样得到必要的专业支持。

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国教育决策部门及科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应当重视科学教育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科学教育研究、开发与教学人才。

还有就是科学课程与教学资源上也存在差异，我国学校(也包括社会和家庭)为学生提供了大量以应试为目的的练习资料:试题汇编,教研员及重点中学骨干
教师编写的课外辅导材料,与课程标准和教材配套的同步练习,等等。

相反,美国学校首先是为科学教师提供大量的科学教学参考书籍(包括科学教学理论与方法的书籍、科学教科书的教师用书、科学课堂探究的实用手册等)和可用于课堂的科学探究活动的材料和资料,为学生提供了科学探究的仪器和设备、科学探究的材料、科学普及的图书等。

中美两国学校科学教育在课程教学资源上的差异,既有两国科学教育人员观念上的不同,也存在科学教育人员数量和素质上的差异。

在课程与教学观上,我国科学教育界仍然受教师教学即是“教书”(教科学教材)、学生上学即是“读书”(读科学教材)的传统观念影响。

因此,科学教学实际上主要是让学生学习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升学考试。

从学校、社会到教师、家长和学生都具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

从科学教育人员(科学教育研究者、教研员、教师、教材编辑、辅导材料编写人员等)的数量与素质来看,我国近百年来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从事科学教育的人员除理、化、生各科教师外,鲜有辅助课程开发和提供科学教学器材研制的人员,尤其缺少进行科学教育研究的人才。

而小学课程标准试行这么多年,我们惊讶地发现,江苏省几所师范院校(包括师专)的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中,没有一家有小学科学教育这个专业方向的。

常州工学院所设小学教育专业中也只有数学与科学方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专业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