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评

第一章

社会学批评

从本体论来看，文学显然不是发生于影响人类生活的意图，但当文学一旦被意

识到其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时，它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种种附加功能，相应地，

也便产生了对文学的种种期待。在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中；如果说“兴”和“怨”是文学的原初功能，则“观”和“群”则是由社会性需求所造成

的文学的附加功能。也就是说，文学除了抒发情感、宣泄积郁，也可以，并且应当能

够“考见得失”(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当与不当之处)、“群居切磋”(彼此交流以达成社

会和谐)。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的主张，也说明文学作用于社会的

特定功能，即文学不仅是愉悦性情的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维护群体利益、引

导道德规范的集团行为。因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文学的可阐释构成中，社

会的、时代的内容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导致了对文学的社会学批评观

的形成。

第一节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发展及贡献

(一)文学的“环境、时代、种族”因素的提出

对文学的批评从原初开始即有社会影响及耐代认识的诉求，这种诉求也塑成了

文学的社会历史品格，成为推动文学创作的一种有力的需求性动力。但社会学批评

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理论，应当说起始于19世纪的法国。随着大革命风潮的平息，

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于文学的社会性内容，这既是对现实的逃

离，也是对现实热情的一种虚拟性实现。

最早的社会批评文本当属斯达尔夫人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最集中体现其文学思

想的则是《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0)等着作。斯达

尔夫人的批评观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对文学形态的作用。

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希腊人、拉丁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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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

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

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①她这样划分的理由是，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

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

方文学的形态；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心人生的痛苦，从而使

文学趋向忧郁的气质。斯达尔夫人的另一个重要的批评观就是将文学与广义的社

会制度相联系，考察其间的互动关系，她在《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的绪

言中明确宣称：“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

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②在考察欧洲文学史的过程中，斯达尔夫人实际上把对文学

关系密切的因素划分为三个重要的方面——宗教观念、民族风尚和时代特征，而这

些方面已经涵括了制约文学的“现实”维度的全部内容，从而将文学置于一个广泛的

语境之中，揭示它在这特定语境之中的存在意义。可以说，这部着作是社会批评观

的一个宣言，标志着社会批评的方法论的自觉。20世纪法国着名文学理论家梵·第

根也认为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思想是斯达尔夫人的首创，他说：“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

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

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

未有的。”③

在整个19世纪，法国人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热情，另一位被视为

“社会学派”的艺术理论家泰纳基于科学化的努力，试图将文学的本质在特定的语境

因素中加以确定。于是，他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 1864)中提出了着名的

“三要素”说。在泰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

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

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

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

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

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

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④在泰纳所说的

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在“环境”这一

①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②同上书，第12页。

③梵·第根：《(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导言》，第11页。

④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杨烈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着选编》中，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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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中，泰纳比斯达尔夫人置入了更为广泛的条件，即，决定文学艺术的不仅有其内

部因素，也包括所有与之发生影响关系的“外力”因素，“这些外力给予人类事物以规

范，并使外部作用于内部”。此外，在泰纳看来，“除了永恒的冲动和特定的环境外，

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

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人们在不同的顷间里运用这个底

子，因而印记也不相同；这就使得整个效果也不相同。例如，考察一下文学或艺术的

两个时代——高乃依时代的和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文学，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和欧里庇

得斯时代的希腊戏剧，达·芬奇时代的和伽多时代的意大利绘画。’’①它们的“一般的

思想”可能未变，但是却有先驱与后继、无范本和有范本、直接和间接观照之分，前者

影响后者。因此，文学艺术同时是历史的，时间性在其中起着决定其本质的作用。

(二)文学的“服务于社会”功能的提出

如果说法国人从理论形态上为社会学批评方法做出了界定，则俄国人更是在理

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为这一方法的确立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19世纪的俄国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是一个失败的典范，而英法等其他欧洲国

家的物质发展与思想的活跃对俄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贵族革命的失败与资产

阶级的弱小导致俄国无法像其他西欧国家那样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

情形之下，文学就借助于其宣传功能而被赋予了改造社会的责任。

别林斯基是俄国社会批评的奠基者。在他看来，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有一个对诗的理解：“诗歌，

可以说是用两种方法，来概括和再现生活现象的。这两种方法互相对立，虽然引向

I司一个目标。诗人或者根据全靠他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

族的态度来决定的他那固有的理想，来再造生活；或者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

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②不管这两种诗歌的手法

如何，它都是由诗人所处的“世界、时代和民族”所决定的，这成为别林斯基艺术本体

论的基础。但别林斯基并不认为艺术只是社会现实的某种附属物，他有着对艺术自

足性的认识，如他在《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中就曾说过：“艺术既然表现着

社会的自觉，通过对善和真的崇高印象和高贵看法，表达着构成社会的个人的精神，

那么，也可以说它是为社会服务的；可是，它不是作为一个为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