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鲁迅《灯下漫笔》

我读鲁迅《灯下漫笔》

作者：王丰松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06期

倘若有一股力量，直刺我们的骨子，抵达灵魂深处了，还强劲不止，我们是难受的，然而又不能不随之思考，也猛地悟透了社会和人性。读鲁迅《灯下漫笔》最有此感，这一回先生的矛头直指中国历史的本质以及国民的奴性人格，思想深刻，入木三分。它为什么如此深刻呢？一是因为鲁迅具有超人的洞察力——一种能够透过浓厚的历史烟云一览社会真面目的本领；二是因为行文技巧之高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憎恶现实，借事发挥，以小见大。

夜阑人静之际，作者心潮奔涌。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

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鲁迅对这个时代满意吗？时代的特征包含在文句里，作者的感情也渗透在字里行间。“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威力”让人恐惧，官府残酷地压迫着人民。“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爱国也不讲了，外国人是上帝。“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我”是千万民众的代表，百姓最遭殃。“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咱们向来就很好的。”——御用文人们颠倒黑白，粉饰太平。鲁迅对时下的一切是切齿痛恨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而今雪上又加霜，帝国主义也踏进来了，这且不说，我们的那些文人却还在思想文化领域极力地奴役着国民。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怎能不让一个清醒的、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疾首呢？在极度愤恨的驱使下，鲁迅先生由钞票换银元叙起，将笔锋指向了中国历史的实质，刺向了中国国民的奴性人格和奴才传统。记叙琐事当然不是目的所在，表达思想方为作者意旨。文章看似无拘无束、信笔泼洒而为，实是不平而鸣、深思熟虑之作。

由一件细小的、人们所熟悉的事情谈起，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当写出抽象的、深刻的道理，触及社会、人性了，也就最能打动人心。这就是以小见大的魅力。

二、着眼差异，纵横勾连，比较分析。

写钞票兑现时，中外比较。“当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已经无法照旧行用，而“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两相比照，当时政府执政能力低下、社会腐朽显而易见。作者表现自己一下子变成穷人的心理，有一个经典的类比：“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生动地写出了作者恐慌的心态。

分析国民命运时，拿人与畜生相比。“不及牛马”“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国民始终处于下于奴隶或是奴隶的低下的地位，着实令人悲哀。

揭示历史本质时，“乱”与“治”对举。所谓乱世，即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总是陷于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之中，百姓总是在“牛马”和“不及牛马”两种命运之间沉浮挣扎。

三、综观历史，探究因果，深入本质。

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过程中，有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即因果分析。鲁迅着眼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对社会现象作出了深层的因果探析。

为什么极容易变成奴隶呢？一是外部原因所致。放眼“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乱世是长期的，百姓总在官兵强盗的争夺下、杀掠中求生，然后会有一个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奴隶规则，将百姓从下于奴隶的地位送上奴隶的位置。二是百姓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从人们“恭颂太平的盛世”的丑态，就能见到他们来自骨子里的愚蠢和低贱，——别人并没有给你“人”的价格啊！“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长期被压抑的中国的百姓就是这样的，安于现状，逆来顺受，愚昧麻木。奴才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

通过以上因果分析，可见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史。从百姓的角度而言，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鲁迅先生冷静地审视中国历史、审视国民奴性而作出的精妙的概括。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

王丰松，教师，现居湖北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