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

经济理论的重建可能需要一种“解释性的经济理论”。

“在与社会学联手时，可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分析仅仅只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
对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政策来说，你缺的是一幅地图，而不是模型。

也就是说，你要脚踏实地，而非天马行空。

我们应该把新古典理论当做一种假设，当做一种理性行为的理想类型来思考。

“公共家庭观念”
在经济学领域中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中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旧的观念枯竭而新的思想生气勃勃的事实。

世上总存在着过热的危险。

对理性选择理论：颇成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理论错了，但它限制了这种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效力。

”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
经济学有两点优于社会学
等级：
社会学只是软性的、不完美的。

经济理论对社会因素非常敏感并反应迅速。

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未来：
回到以个人之间相互关系为基础的报酬和分配的标准问题上
在新技术和新规模冲击之下的社会组织问题。

不幸福的童年：
1919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幼丧父。

犹太孤儿院的生活，穷街陋巷的经历，切身所感的排犹倾向和文化同化的压力，亲眼目睹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

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
学生时期：
13岁读辛克莱小说《丛林》：发现了真理，不再信奉上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阅读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
纽约城市学院：加入“凉亭一号”社会主义阅读小组，但反对暴力革命；
新闻界时期：
《新领导人》、《命运》、《公众利益》、《党派评论》
参与公共机构活动：
1964-1966：美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总统委员会委员；
1964-1974：美国艺术院下设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
1976-1979：OECD国际未来计划美国代表；
80年代国家议程总统委员会成员及其能源和资源分组主席；
美国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研究国家委员会成员。

代表著作：
《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普通教育的改革》、《工作极其不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蜿蜒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
《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险？》、《第三次技术革命》
“我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群体价值优于个人价值；
“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主要行动者是个人而非集体，社会的价值标准应当奖励个人成就；
“我在文化领域是保守主义者”：贝尔的文化是为人类生活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贝尔尊重传统，尊重权威。

阶级：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

在今天，马克思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已经瓦解。

如今只存在一个“上等阶级”和一个“统治阶级”。

美国的政治：左翼、右翼和中间派
左翼：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不成功主要因为物质上的富裕消磨了工人的政治热情、信念和意志。

它纠缠于伦理和政治之间的两难困境而无法解决。

右翼：主要批判了麦卡锡的“激进的右翼”。

他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地位”的出现，以一种“爱国的”、“道德主义”的姿态为那些互不相同的“地位群体”以激烈的、极端的政治行为表达其地位焦虑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幌子。

中间派：美国的政治核心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中间派。

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世俗宗教。

因为宗教的衰落，所以意识形态来承担宗教的功能。

但今天，“这些意识形态也耗尽了”。

贝尔对当代文化所呈现出的混乱和自相矛盾的特征感到震惊和忧虑，应对它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撰取性”（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矛盾。

企业家与艺术家的冲突只是假象，内因是资本主义精神中互相制约的两个基因中，只剩下一个“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则已经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

美国传统文化的侵蚀发生在两个层面上：文化思想领域：自觉组成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在本世纪初首次想拘谨而陈腐的小镇生活发起了攻击；社会结构中：讲就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新教伦理观，心理学的幸福说代替了请教精神。

“公众家庭”：倡导重新向某些宗教观念回归，针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灾变给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造成的窘境，提出“公众家庭”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