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告密问题综述

袁世凯告密问题综述学号：09313242 姓名：吴威摘要：多年来，关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事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向我们阐述说:维新派要求袁世凯杀掉荣禄并解救光绪帝，袁世凯却在暗中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换言之，因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袁世凯无疑成为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但我认为，变法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失败，告密只是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而已。

关键词：维新变法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公元1898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初七），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党骚动，京城上下顿时炸开了锅。

维新派遭到大肆逮捕，政变几近高潮。

真的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使得变法惨遭失败、维新人士血溅菜市口吗？大量的史料史实表明，政变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袁世凯告密之前的。

但袁世凯同志确实是做过告密一事的，而且他本人对此也并不否认。

可以看出，袁氏的告密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剧烈程度罢了。

一、告密事件的简要论述现在，我们从戊戌政变整件事的发端开始讲起，看看袁世凯告密一事的作用是如何在政变中发酵膨胀的。

公元189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初四），在颐和园颐养清闲的慈禧太后突然返回西苑，其原因则是由杨崇伊的奏折引发的。

慈禧的目的则在于初五日监控光绪帝接见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值此之际，戊戌政变的序幕被悄然拉开了。

八月初五，各事还在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上午，光绪帝在单独处理政务，包括单独召见了袁世凯；而西太后慈禧则决定回园的日期推迟至初十日并“在光绪见伊藤后，见了某人，听到了某事。

”1到此时，光绪帝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和处理政务的权力。

八月初六，政变发生，慈禧太后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但此时的朝廷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

同时慈禧对光绪、康有为在权力层面进行了清算，但未进入政策层面。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一个关键情节，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却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

八月初七，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下令捕人。

八月初十，原定于初十回颐和园的慈禧将日期改为十四日回，又下达了恢复被裁撤的衙门、取消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等谕旨。

此时的慈禧不仅在权力上对光绪帝和维新党人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也进行了反攻。

八月二十三日，慈禧对光绪帝采取直接行动，将其软禁在瀛台之内。

光绪帝的软禁之遇最终让戊戌变法彻底灰飞烟灭。

长久以来，传统的说法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导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最终造成变法失败的历史结局。

但究竟袁世凯是在何时、何地、通过怎样的方式向何人告的密，至今仍众说纷纭。

并且是否只是因为袁氏的告密而最终导致了戊戌政变的也是一个学界争论不已的话题。

袁世凯告密一事，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疑团。

二、关于袁氏告密问题学术各派的观点在戊戌政变的研究中，对于政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学界没有什么分歧，基本认定是在维新派与守旧派权力利益之争的范围内。

但对于袁世凯告密这一关键问题，学界的意见分歧还是很大。

分歧主要集中在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关系上,对此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袁世凯告密引起了政变；第二种认为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政变时慈禧太后尚未接到密报，政变其实另有原因；最后一种认为袁世凯是在政变之后告的密。

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说自康、梁二人提出之后，一度占据史学界主导地位。

此种观点认为，谭嗣同于八月初三日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游说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而袁世凯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

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

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

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下令捉拿维新乱党，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均如是说。

2002年，学者郭卫东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提出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并推测袁世凯告密地点不在天津而是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袁世凯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的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

2第二种观点则被更多学者所采纳。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在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就提出疑问：“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觐见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3。

之后，台湾学者黄彰健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质疑并证其伪，使得袁世凯告密引发政变说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

1983年，房德邻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完全认同第二种观点。

4萧一山先生则认为，政变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使慈禧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

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

52006年，赵立人发表学术文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亦认为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6第三种观点则是对告密时间的质疑了。

历史学家戴逸在文章《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中认为，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7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

如果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

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昼班车，没有夜车，更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下令加开一趟夜车也是不可能的。

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

但袁世凯的确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给他“密诏”的事，但情报送到慈禧手中时，政变已经发生。

因此，政变与袁世凯的密报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政变当日，只发出捉拿康有为的通缉令，没有谭嗣同。

假如清廷接到了密报，则必捉拿策动袁世凯“锢后杀禄”的“谋乱要犯”谭嗣同。

而我们现在知道，捉拿谭嗣同的通缉令是在政变后第四天才发出的。

根据《晚清日志》的记载，荣禄是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五天才奉旨进京的。

另说荣禄通过电报向慈禧通报袁世凯告密事，则绝无可能，因为慈禧那里没有专用电话，往来电报需经“京局”。

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告密的密报只是在政变之后才到达慈禧手中的。

三、对袁氏告密问题的认识评价与再思考对于政变发生的基本原因,学界基本认定是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的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史实有：礼部堂官的罢免,军机四卿的提拔，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袁世凯入京陛见，伊藤博文的来访，旧势力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是促使慈禧下决心发动政变的诱因。

正是因为政变不是慈禧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所以她不可能在头天夜里得到袁世凯的告密后立即于转天早上发动政变的。

而袁世凯的告密行为我们可以更多的从其为官处事的思想上来分析。

袁世凯本是一个对朝廷形势无所影响的“小官”，但因其维新思想而与正得势的维新派走近。

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袁世凯得到越级提升，对此他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拉得更近了。

对维新派所议论的朝廷诸事，袁世凯也表示支持。

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外，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可是袁世凯终究是大清官僚体系内的一员，真正左右着他的还是这个朝廷。

八月初一，光绪特例召见袁世凯并意无意的试探袁世凯的态度，但袁世凯却心里明白装糊涂。

事后，袁世凯对人说:“以无寸功, 受重赏, 决不为福。

”8可见, 他心里非常有数。

时至八月初四，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带着康有为的伪诏以圣上安危之名向其游说杀死荣禄、围园弑后的计划。

本来袁世凯是两方都不想得罪，但事情已到了现在这一步，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现在无奈必须得罪一方。

可袁世凯会杀荣禄吗？从朝鲜奉命回国后，袁世凯为了重新进入仕途，想方设法打通关节，向荣禄进陈练兵之策，并献上他编的兵书，于是荣禄奏准由袁世凯接办新建陆军。

可在袁世凯接办新建陆军后不久，就有人弹劾他办事操切，嗜杀擅权。

朝廷派荣禄等人查办，荣禄念袁世凯治军有方，奏请朝廷宽释袁世凯。

所以荣禄既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恩人和靠山，袁怎么会杀了他呢。

另外，当光绪特例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这种意外举动事实上很可能已经引起后党的高度注意和警惕，北洋三军中的另外两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奉荣禄之命重新布防，北京城的防务也有了新的布置，客观上对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形成钳制之势。

对此，聪明的袁世凯自然不难看出其中的凶险。

此外,围园弑后之举不就是谋反吗，这可是大逆不道诛连九族之罪啊！作为一个费尽心机才谋得官位的人，而且已经受到某种猜忌的掌握军队的汉人，袁世凯当然知道应该靠向哪一边，才能保住自己。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首鼠两端”之辈，于是，袁世凯按照“两害相形取其轻”的古训选择了告密。

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的形势下，袁世凯恐怕也只能如此，除非他想拿自己的职位和脑袋开玩笑。

试想，袁世凯得罪光绪，如果会受到惩罚，那也肯定是将来太后死后的事情；而如果得罪荣禄和太后，杀身之祸恐怕就在眼前。

人们尽管可以指责袁世凯的告密非常卑鄙,那其实属于道德评价。

其实，改良派在决策方面也有不当之处，他们对各种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都存在着激进的个人感情因素，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整个大清帝国落后受辱的现状，正是因为这些举措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

注释：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版。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

2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第l43、149页。

4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萧一山：《戊戌政变的真相》，《大陆杂志》1963年第27卷，第7期。

6赵立人：《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江淮文史》，2010年第6期。

8孙孝恩：《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