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同

早中晚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异同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英国的欧文。

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

他们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

这些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

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

它分三个阶段。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

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

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

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注意的区别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科社”）与空想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空社”）的区别再明显不过——一个是“科学的”，一个是“空想的”。

然而，若以严肃、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答案就绝非那样简单了。

众所周知，“科社”与“空社”的内容，均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旧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对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或曰共产主义制度）的向往与设想。

因此，要分清“科社”与“空社”的区别，就必须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察和分析。

在我看来，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和批判而言，“科社”与“空社”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政治、经济、思想和道德诸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他们指明了私有制是社会存在贫富不均以及其它种种罪恶的“总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断定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总之，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不久，就揭露了这个制度在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几乎所有弊端，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

所有这些，同“科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确有相似之处。

但是，由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总的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加之历史所限，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与缺陷。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有关专著都这样是表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陷：“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不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找不到改造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而找不到无产阶级这支能够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他们甚至幻想乞求统治阶级的恩赐来实现美好社会）。

”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晓得，上述分析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论。

显然，这些也正是“科社”与“空社”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如何推翻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问题上的原则性区别。

因而恩格斯才明确地指出：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之所以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教科书和有关专著是这样分析的：“（1）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臆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2）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有产者’恩赐的赠物。

（3）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科学地论证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在于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4）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地位和历史使命。

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造就了自身灭亡的物质基础，而且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简而言之，“科社”揭示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条件、途径等规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谋求解放的行动指南。

本世纪前40年，即1917年至1959年，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中国、古巴等一系列国家，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先后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或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是殖民地社会制度，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历史事实，部分验证了“科社”关于如何推翻旧制度的理论和策略的正确性。

之所以说“部分验证”，是因为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的、成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也并非“科社”理论所言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那种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当代的历史事实却是：一百多年前“科社”理论所论断的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在危机——调整——发展，再危机——再调整——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完善”的新阶段（人们称之为“信息社会”），其生命力远远没有耗尽，其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当代资本主义的如此发展状况，是“科社”创始人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剖析、评估，可谓“入木三分”；但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判断，也难免带有某种“空想”成分（这与“空社”有某种相似之点）。

令人钦佩的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其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科学的，他从不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什么“绝对真理”，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他甚至反对把他的学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什么“主义”。

他曾诙谐地说：据我所知，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如此，马、恩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人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珍贵遗产。

以上，只是讲了“科社”与“空社”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上，既有相似又有区别这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如何对待未来社会，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方面，我则认为“科社”与“空社”是基本一致的，是没有根本区别的。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人所共知的：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分工消失，工农、城乡、脑力体力劳动三大差别消灭，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其实，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设想，都没有超出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

只要翻一下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很容易从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和欧文的“劳动公社”的设想中，看到诸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城乡之别和工农差别、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废除国家等等思想。

综上所述可知：一方面，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好，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好，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天才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设想中又包含着大量的空想成分。

“科社”本身也含有许多非科学的、空想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渊源于空想社会主义。

正如恩格斯所说：永远不要忘记，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之列。

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的无数真理”。

时隔一百多年后，我们可以说，马、恩不仅未能“科学地证明”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思想是“真理”，而且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也沿袭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思想中的空想内容。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不要说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绝对料想不到的。

马、恩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对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而言，显然是极其“不成熟的”。

因此，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

”既然马、恩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还极不成熟，既然马、恩还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还能存活得那么久、发展得那样高，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社”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之列”。

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的“天才预示”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

尤为可贵的还在于：马、恩都是真正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