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概览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概览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能量化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公共政策绩效。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些主要社会指标进行文献回顾与分析，可以掌握当前主要社会发展指标研究的脉络与概况。以两大主要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和贫困指标为主体，对比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特点，辩证分析我国社会发展指标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找出我国社会发展指标未来发展方向和着力点。

标签：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文献分析

社会指标体系是衡量各个社会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度量，也是推进社会发展和全球发展的重要的技术工具。因此，对于社会指标的研究既是全球社会政策研究的议题，也是各国发展研究的议题。在这些研究中，各国学者都对于社会指标的设立和发展做出了各种探讨和贡献，同时，他们也会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分析，讨论这些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并在这些指标体系的运用中丰富和发展新的指标体系。

基于这些背景，本研究将探索社会指标体系的一般发展历程及其各个体系的特点，同时也将反映中国学者对于这些指标体系的相关讨论。这些讨论有的是关于指标体系的介绍和引用，有的是对于指标体系的细化和丰富，也有的是对于这些指标体系的评估和修正。对于这些研究进行回顾，能够展示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指标体系的研究状况及其在运用和丰富这些指标体系方面所做的工作。本研究将聚集在两个议题领域展开讨论，即贫困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这两大指标体系是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关于社会发展议题讨论的焦点问题，通过这些指标体系的研究我们力图展示国际社会指标研究的进展和中国学者对于这些指标体系的理论探讨及中国化应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社会指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探索未来发展方向与研究的着力点。

一、主要社会发展指数概况

（一）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提出，该指数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反映一国的基本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计算一次，并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予以系统评价排序。2010年UNDP对HDI进行大幅度调整但核心评价内容没有改变。

和人均GDP相比，人类发展指数考虑到了一国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就，同时数据易获得，计算容易，比较方法简单，因此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国发展程度最普遍的指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招致了很多批评。（（Noorbakhsh，1998；Luchters and Menkhoff，2000）批評了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Carducci and Pisano，1995；Lai，2001，2003））从指标设计和方法上提出了修订意见。

（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

PQLI（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指数也叫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或人口质量指数，正式公布于1977年，主要用于衡量一国国民在营养、卫生、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总水平。PQLI值大于80为高生活质量，小于60为低生活质量。PQLI指标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映了一地人民获得物质福利的可能性及社会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的程度。使用PQLI可以进行各国或地区间比较，也可进行民族和城乡的比较。但该指标也有内在的缺陷，首先，学者们发现PQLI 指数对于衡量和比较发达国家的人口生活质量显得不灵敏，因为发达国家三个指标的差异不大；其次，指标的选取过于偏重社会指标而忽略经济指标；偏重物质指标而忽略文化指标[1]。

（三）社会进步指数（ASHA和ISP）

ASHA指数是美国卫生协会提出的，主要用于衡量一国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水平质量。它包括六大指标：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均GDP、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ASHA指数的优点是在衡量社会进步程度时，不仅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且包括劳动力是否充分利用的就业率，反映文化素质的识字率，以及卫生健康方面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简明扼要，便于国际间的比较研究[2]。ASHA指数也存在不足：首先，指标的科学性有所欠缺，对国民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情况及卫生保健水平的测量不够准确全面。其次，在各领域指标的选取上表现极不均衡，社会领域的指标如营养、卫生保健、国民教育等相对偏多，经济领域指标一定程度受到忽视，人口指标占比过大等。

ISP指数是由美国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Richared J Esters）教授于1988年正式提出，ISP共包括36个指标，涉及国防、经济、人口、政治参与、福利、文化、健康等10个领域。对于在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发展领域和相关指标的选择上，ISP比PQLI更广泛，能更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它适用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层面的比较，但是在指标的选取上未能进行充分的理论说明，而且指标所代表的领域也极不均衡[3]，另外也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4]。

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国际研究概况

1987年可持续发展理念首次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此后如何量化可持续发展成为焦点议题。199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了包含134个指标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框架（CSD）。该框架突出了环境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该体系的新颖之处在于指标层次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逻辑关系。但由于指标体系框架存在着缺陷，加之指标数目庞大，因此实际应用度不高。2001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重新设计了一个由58个指标构成的，包括15个主题和38个子题的最终框架，新指标实际应用度大大增强。最新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标体系是2015年9月由联合国193个

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该指标体系包括了17个目标，169个指标，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为中心议题。其他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国际组织有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的指标体系综合了两组要素：自然资本和社会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用于判断各国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且第一次对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动态判别。SCOPE和UNEP的指标涵盖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5个方面，共25个指标，注重人类活动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高度简洁，易于操作，被广泛采用。

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中，各国关注点不同，理念也有差异，因此各有特色。如英国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分类使用、经济持续发展四个维度，关注点集中在环境方面。瑞典选择了“效率、公平、适应、价值”4个主题，组织了30个主要指标。注重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合理的平衡，关注公平及代际[5]。美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含了“健康与环境”“经济繁荣”“平等”“保护自然”“管理”“持续发展”“公民参与”“人口”“国际责任”“教育”等十大目标，104项指标[6]，主要聚焦社区，简单而实用，除美国国内之外，还被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采用。

（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国内研究概况

在1992年里约会议以后，中国积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于1994年出版，中国成为第一个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此后，关于可持续发展，大量实证研究工作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展开，并出现了很多有较大影响的指标体系。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市和社区尺度上。

在国家层次上，1999年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等级，45个指数，208个指标。此外，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也提出了各自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在省域层次上，毛汉英（1996）提出了包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子系统，90个指标的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并对山东省的区域发展进行了持续性综合评价。（张学文，叶元煦，2002）提出了“要素关系—功能状态—发展能力”模型，采用定性与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包括5个层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黑龙江省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进行了测评；赵多等（2003）结合有关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建立了包括自然资源潜力；环境质量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管理五个方面，共有40个指标组成的浙江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市层次上：卢武强（1998）根据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建立了包括70个指标的武汉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武汉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价，并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城市已达标准进行比较，客观呈现了武汉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