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公共性”

艺术的“公共性”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18 世纪启蒙主义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更多的市民向古老的权威和贵族特权提出挑战，这个时期“公共性”“公共领域”的概念为公共艺术将来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铺垫，但是在这个时期，艺术的中心课题是建立独立的、审美的艺术体系和规范；它所考虑的问题是划清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边界，它的中心任务是强调艺术的独立，强调艺术不同于生活的特殊性；强调专业的艺术家与公众的区别。而公共艺术要解决的问题恰好相反，它是艺术向生活的回归，艺术家向公众的回归。因此，这个时期不可能出现公共艺术。而正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给西方艺术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才直接催生出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但是，在我国，人们对“公共艺术”的概念的理解是多层面的；有的强调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即公民权利和公众意识的尊重与表达，认为它不是那种被简单理解的“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理念，公共艺术作品应该是一种“公共精神”的物化形式。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在观念、形式、价值取向上的多样性根植于多元的大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有的在强调它是公共环境中现代形态的艺术构造，它本身就面对公众人群，不一定非要以大众生活或大众口味来赢得大众，而对载体的研究可能比概念讨论更有意义

等。在笔者看来，“公共性”是实现公共艺术与人文价值的核心部分，

也是衡量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尺。“公共性”既是对艺术

品物质存在的开放性以及设置空间公共性的描述，同时也界定了

公共艺术的服务对象，即面对大众、服务大众。审美的权利和主体是广大市民。公共艺术与大众和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必须尊重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所持有和认同的文化形态，包括文化观念和审美态度；另一方面还必须面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城市化、商品化的发展而崛起的大众文化。因此，在当代背景下，公共艺术更加致力于融合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审

美理想，以期得到最广泛的、多层次的认同，充分体现其“公共性”。

“公共艺术”与绘画、架上雕塑等个人化的艺术形式存在很大差别，这首先表现为它要进入更广泛的社会交流，承担某种社

会职能；它所体现的趣味也不是随意与自由的，而一定要得到社

会权力的认同。此外，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观赏美术馆或博物馆中的艺术品，而“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中的客观存在，具有某种强迫接受性。长久以来，公共艺术与权力始终纠缠在一起，一些享有权力的人以公共艺术的形式，塑造出某种趣味。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应该调

整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引入大众参与机制，增强市民的民主意识。

由于公共艺术具有强迫接受性，所以成功的公共艺术应为公众提供平等自由参与的空间。公众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在参

与过程中完成作为人的非特定化与精神上成长的可能性，并实现审

美品位的提升。艺术家在创作公共艺术作品时，应该注重自身的存在与大众社会沟通的方式，注意艺术创作的话题和形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的通俗性及亲和性，以真诚的社会责任心和严肃的艺术态度去参与社会文化的改造和提升，使公共艺术作品做到最大化的“公共性”，避免独断专行地推崇自以为是的审美标准，剥夺与蔑视公众接受的主体性。比如，美国雕塑家里查德?塞拉(RichardSera1939-) 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倾斜之弧》(TiltedArc) 。《倾斜之弧》于1981年在纽约联邦广场落成，但是自落成之日起争论也随之引发。这个由耐候钢制成的巨大的弧形雕塑几乎占据了整个联邦广场的宽度。于是有民众对这个雕塑提出了异议，说这看上去更像是一堵墙，损毁了广场空间。美国综合服务局(GSA最初委任塞拉创作雕塑的机构)新任地区长官戴蒙德(William Diamond) 上任后，召开了一个关于这个雕塑未来走向的听证会。尽管塞拉作了相当的努力，雕塑仍然在还未确定重新安置地点的情况下于1989 年被迁走了。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公共艺术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于公共空间的权利要求和参与意向，它与社会公众事项的民主化的进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孙振华在《城市雕塑的当代意识》一文中曾指出：“公共性意味着交往，意味着沟通，它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共同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改革开放增强了公众的民主观念和主体意识，公众逐渐从消极的艺术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开始触摸艺术的批评权和话语权。如在上世纪80 年代初，北京国际机场候机室的壁画《泼

水节》、90 年代杭州西湖畔的雕塑《美人凤》和大连大型雕塑《东方女神》的设计方案等，曾引起激烈的讨论，尤其吸引了许多非美术工作者的公众参与。类似的还有《深圳人的一天》这样的作品，让城市人群在公共艺术作品上面显示自己，创作者摄入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语言，使这些公共艺术作品注入一种当下的实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深圳人的一天》传达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公共艺术应该由公众决定、由公众参与、反映公众的生活面貌。这充分体现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融合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审美理想，以期得到最广泛的、多层次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