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勒菲弗尔_改写论_的误读

7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Ｎｏｖ．　２００９第２０卷第６期ＶＯＬ．２０ ＮＯ．６对勒菲弗尔“改写论”的误读内容提要：勒菲弗尔作为翻译操控学派的旗手，其“改写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同。

国内学者对“改写论”也存在一些误读，把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的“改写论”误用为应用翻译理论，把无意识的改写看成有意识的主体行为，并把它夸大为翻译的本质。

对这些观念的澄清有助于更好地描述翻译事实，解释翻译现象。

关键词：改写论；误读；翻译事实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７７－０３黄德先 杜小军（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广汉・６１８３０７）“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等简洁明了的表达，体现了翻译认识中的语言经济原则，但也不可避免地对翻译的认识造成一些误解，甚至误读西方的翻译理论，并把它们误用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勒菲弗尔（Ａｎｄｒｅ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作为翻译操控学派的旗手，和巴斯奈特（Ｓｕｓａｎ　Ｂａｓｓｎｅｔｔ）一起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是翻译研究的一次全新的范式转换。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常用的术语，“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得到翻译学界广泛的认同。

“改写论”因其所蕴涵的系统论思想而容易理解、接受。

但国内学者在“改写论”的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用的情况。

本文在重读勒菲弗尔原作的基础上，尝试澄清国内学者对“改写论”的误读，以期更好地描述翻译事实，解释翻译现象。

一、把文学理论误用为应用翻译理论比较文学学者勒菲弗尔的“改写论”源自Ａｎｔｏｎ　Ｐｏｐｏｖｉｃ的元文本（ｍｅｔａｔｅｘｔ）［１］。

他最初使用的是“折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指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以适应不同读者，目的在于影响目标读者阅读这个作品的方式［２］。

后来他扩大了文学折射的范围，使用“改写”，指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其目的是决意推动某个文学作品，使作者或作品经典化，并引发该文学的演变［３］。

改写包括翻译、历史书写、选集、评论、编撰等（影视改编不在他的讨论范围内）。

他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写作和各种改写如何互动，那些声称客观、披上科学外衣的文学批评是最不诚实的行为［４］。

文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解释，揭示文学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和操控，改写是其中关键的要素，是推动文学演变的动力［５］。

所以“改写论”是一种解释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一种比较文学理论，由于勒菲弗尔重点关注文学翻译，当然也是一种文学翻译理论。

文学作品的翻译，最好地体现了文学作品要受文学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是最容易辨认的改写，而且也是影响最大的改写形式，把翻译置于整个文学系统来研究，以便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提供有见地的理论。

“改写论”同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命运一样，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翻译理论，得到翻译研究者广泛的认同，并运用来解释各种翻译现象。

从文学研究中旅行而来的“改写论”，在翻译研究中却发生了一些变异，成为了一种应用翻译理论，这就曲解了其描述的本质。

有人分析中医如何改写才能达到功能对等［６］，旅游资料翻译该如何改写，原文有误该如何改写，英汉语言差异该如何改写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７］，甚至有人认为既然改写是翻译的必然，将“改写论”引入翻译教学，把翻译课改为“译写课”才名副其实［８］。

这些属于翻译技巧的所谓“改写”，是针对“如何译”而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应该归属于应用翻译理论，即指导如何译才能达到翻译目的，完成翻译任务，是一种规定性的翻译理论，是为避免翻译错误而做出的一些翻译规范，也是基于翻译经验的总结。

这是把普通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０１作者简介：黄德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总第２０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78内涵的改写概念，混同为专业术语的“改写论”，也就是用通用工具书的定义来解释具有特定内涵的专业术语所必然导致的混乱。

勒菲弗尔认为那些热衷于翻译行为研究的人，关注的是通过训练使译者译出尽可能好的译文；而他本人更关注对翻译结果即译作的研究，评价译作对文化的冲击，或译作对文化交融的作用。

这种研究与真正的翻译过程联系甚少（因为并不教授怎样翻译），而与翻译过程的产品即译作及其接受之间联系更多。

很容易就可看出两种方法的最终结果迥然不同［９］。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去改写原文，而是一种描述研究，是对已经完成的翻译的描述，是对“实然的翻译”或“翻译事实”的描述，借对翻译现象的解释来探讨文学的接受问题。

二、误把无意识行为扩展为有意识的主体行动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把一种语言文化中的作品移植到另外一个语言文化中，必然对目标语言文化系统造成冲击。

为了防范这种冲击或颠覆，目标文化系统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翻译，制定各种规则要求译者遵循。

这也就是为什么翻译要受意识形态、诗学的制约，也是导致翻译改写的根本原因，致使翻译成为唯一的受制于各种规则的文学活动。

勒菲弗尔所揭示的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对翻译的改写，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改写行为。

大多改写者都是严肃认真、勤勤恳恳的博学之士，他们想影响所处的文化的演变进程，并不知道背叛了原文，也没有别的途径可选择，认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１０］。

作为译者的改写者，遵循当时的翻译规范，对原文的改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也不是他们主动要求这样做，更不是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背叛原文。

因此，不能把改写这种无意识行为混同于有意识的叛逆，这对翻译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把改写这种潜意识行为表现出来的结果当成意志行为加以提倡，是对翻译活动的破坏、否定和解构［１１］。

那种认为作为改写者的译者，变成了“以顺从、讨好、献媚他人意志为能事徒具肉体却没有独立精神与灵魂的改写者形象”［１２］，则是把改写者的无意识行为，误解为主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诗学的主体行为。

参加“韩素音翻译奖”竞赛的译者，为使译文更符合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而有意识地改写原文，必然是不符合当前的翻译规范，这种有意识的行为也不是勒菲弗尔强调的“改写”。

为出版而翻译的文学作品，要经得起读，经得起对，那种有意识的改写原文必然违背译者职业良知，不能以叛逆之名作为辩护的理由。

那种违背语法规则和语义准确的翻译，也不能以改写之名来逃脱译者翻译错误的责任，如庞德把“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为Ｋｏ－ｊｉｎ　ｇｏｅｓ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Ｋｏ－ＫａＫｕ－ｒｏ，“西辞”应指离开黄鹤楼往东去扬州，而庞德却译为向西去，就是勒菲弗尔所说的“把大象翻译为鳄鱼”的典型［１３］，这样典型的翻译错误，却被解释为出于诗学的考虑［１４］。

针对那种为彰显译者主体性而有意识地改写原文的行为，勒菲弗尔并不关注，因为翻译本身并不具有颠覆文学系统的意图，它必须和其他形式的改写一起才能达到其目的。

所以，对翻译的研究必须结合其他形式的改写，才能揭示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才能解释经过翻译的文学作品在接受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三、误把“改写”当作翻译的本质对改写的研究，可以透视一切媒介、一切文本中的操控。

勒菲弗尔选取特定历史时期翻译个案中的改写，提出忠实“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相互配置的结晶，要把它提升为唯一可能的策略、唯一允许的策略，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注定是无效的”［１５］。

这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狭隘的翻译忠实观，从而把“忠实”具体化、语境化，对翻译中存在的不忠实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不同的翻译文本告诉人们翻译是诸多文化间的互动和对文本操控的结果。

其实，忠实译者（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和灵活译者（ｓｐｉｒｉ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翻译除了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外，还要考虑作品意图（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ｓ）这个作品意义之源。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要受制于原文，受制于语言的变化，受制于论域（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１６］。

他从未排斥忠实翻译的存在，只是说它不是翻译的唯一准则。

因此，译作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改写只是翻译的一种特性，而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一切翻译都是对原文的改写，把改写看作是翻译的本质。

曹明伦指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只能理解为“作为改写的翻译”，意味着“翻译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具有某种性质”，而不是断言翻译是什么［１７］，所以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但“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翻译即改写”等简单化的提法，却被当成了翻译的本质，使得某些学者误解了勒菲弗尔非常严谨的表达。

改写作为一种涵盖翻译与其他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改写形式的框架，把翻译置于较大的概念视角，翻译与上位概念改写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与其他改写形式具有共性。

探讨各种改写，则翻译的本质也得以显示。

通过对上位概念“改写”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翻译，同时更加意识到翻译理论形成的前理论假设和原型［１８］。

勒菲弗尔的改写，包括了各种类型的翻译，但不包括具有与原文相同地位的翻译，如欧盟不同语种的正式文件，也不包括自译与伪译。

由此推断，改写“既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也是非文学翻译的必然”［１９］；翻译的定义是对原文的重（改）写［２０］；以“改写”偷换了“翻译”的概念，最终让人只见“改写”，不见“翻译”，翻译从本质到概念都彻底消失了［２１］等等观点，都是对翻译本质以偏概全的认识，是对“改写论”的过度诠释。

如果一切翻译都是受意识形态、诗学而进行的改写，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翻译错误了，因为一切翻译错误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２００９年第６期79对勒菲弗尔“改写论”的误读还有个别学者把“改写论”当作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全部，夸大“改写论”的积极作用，而忽略其消极的一面，“它压制革新、曲解原文、遏制文学和社会的发展”［２２］，也应当引起关注。

“改写论”作为一种解释文学接受现象的文学理论，在翻译中得到运用，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改观了描述翻译理论缺乏应用的局面，对它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它在翻译研究中的价值，不是告诉译者或学翻译的学生如何改写，而是对现实中的翻译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扩展为一种有意识的主体行为，必然导致翻译实践的混乱，对翻译的本质产生错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