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传——袁世凯

（班级：140604 学号:3114001723 姓名：余志豪）

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早在建国前就有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问世，此书一出，便奠定了袁氏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袁氏的脸谱逐渐固定成了一个极其反动和违背民心的政客和暴君的形象。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中提到“袁世凯生前死后至今的一个世纪中，是一个一直受人唾骂的人物。他出卖维新志士，资产阶级维新派骂他；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农民及下层劳动人民骂他；他逼宣统退位满蒙贵族骂他，骂他是奸雄，是曹操一类的人物，要和他拼命，甚至要干掉他；他残杀国民党人，扼杀民主制度，国民党人骂他；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更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骂他，认为是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他上继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③]如此的骂声一片，袁氏可谓是死后难安也。

傅德华在《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也提到这个问题，“仅从上列部分专著的书名及论文的篇名用词，如：…袁氏窃国‟、…一代枭雄‟、…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民国叛徒‟、…现代化的保守人物‟等，不难发现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一生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④] 台湾学界如此，大陆的各种出版物中也是一样的基调，尤其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口头上，袁氏的名声也是很臭的，拿本人为例，别人动辄骂我的时候总是会带上“你个袁大头”之类的话，我听了也很有点不快之感。

从侯宜杰在《袁世凯评传》的一些叙述中，我们看到袁氏的一生是怎样被描述的，书中的内容提要，“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本书引用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对袁氏反动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叙述，深刻的分析，科学的评论，淋漓尽致地显露了袁世凯的卑鄙行径、阴谋诡计、狡诈性格。”[⑤]可见袁氏在人们所能见到的读物中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一个刻在模子里的反动的人物。侯先生在写作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史从论出”，而非“论从史出”，带着对袁氏的固有的印象来写作和搜集材料的，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某种影子。字里行间显示出对袁氏的不屑和蔑视，如“袁世凯结束了浪荡公子的生活，踏入仕途，作为清政府一个及其普通的小爪牙，开始了自己的反革命生涯。”[⑥]从其用词，浪荡、小爪牙、反革命等词汇，这些都是充满定性的文本表达。又如在描述袁氏在落榜后的言行时，“他又羞又愤，赌气把

过去所做的试问付之一炬，大言不馋的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⑦]而在同样的引述这段话时，在03年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中却是平平淡淡，没有所谓“大言不馋”等字眼。其实早在他的那本《袁世凯一生》中，也是这种笔调，这种语气。在差不多的同时代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对袁氏的描述也是褒多于贬。在一本编著的《中国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革命党人的退让，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了革命果实。”[⑧]即使在我读书的时候，见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袁氏的评价也是一味的否定，认为袁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角色，没有丝毫的肯定的赞语。这种脸谱化的形象的形成，和国共两党对袁氏的认识有着直接联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一个反动的人物，所以两岸的出版物和教科书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反袁旗帜，骂声一片，下层民众接受的教育，面对文本的种种叙述，对袁氏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反面角色，一个独夫民贼，窃国大盗。

学界逐渐改变的袁世凯形象

随着90年代的到来，海峡两岸的学者的文章和著述中的袁氏的正面论述开始出现。“台湾学者中有刘凤翰的《清末袁世凯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

年第103期），独孤白的《袁世凯的一件功绩：文官保障法案》（《春秋》1997年第27期），以及“驻戍朝鲜严整军纪”、“山东剿匪保境安民”等。[⑨] 在台湾所有研究者中对袁氏的评价比较高的是唐德刚先生，在96年，他就发表文章为袁世凯的获得大总统的合法性问题辩护。“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合法的正式大总统。”，这篇文章据说是台湾学界当时的唯一的持有此种观点的论文。

袁氏的原始描述和形象是如何被改造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袁氏的形象似乎是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夫民贼的反面出现的，但是历史上的袁氏在时人的眼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评价呢？按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所述，在袁氏称帝以前，其实袁氏是众人公认的领袖和能够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的强人。而其对袁氏的评价也极高，“袁世凯是传统社会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15] 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总括一句话：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之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退饭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为止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南北议和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

[16]唐德刚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是很偶然的，当时的局势是众人对袁氏抱有期望，孙文的当选只是碰巧早几天到了上海而已。

和袁氏有着三十年交往的严复在袁氏称帝前也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17]，又有“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18]由此可以洞见，至少在袁氏称帝之前，严复对袁氏的期望和赞许是很高的。

连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是如此。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纯属偶然，他所拥有的，只是享誉内外的崇高威望和深厚扎实的建国学理，而袁世凯所拥有的却是雄厚的实力。孙中山给参议院的公报中说“袁君富於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最后还不忘提醒一句“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而当时的参议院炯于困境，采纳了孙文的意见，还吹捧袁世凯为“世界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可知，在当时，袁世凯的名声甚佳，被寄予救国之希望。有民初的受人拥戴到帝制自为后的众叛亲离，骂声随之而来，这里面是否都是对袁氏的应该有的批评呢? 伴随着袁氏的倒台，由于背离大众的帝制行为，使得北洋军阀的内部对袁氏的评价也不得不跟着舆论的走向。袁世凯是卖国贼，袁世凯是背叛共和的可耻的反动政客，在国民大革命后得到了更充分的宣传和歪曲，原始的赞美之词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袁氏的种种的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的描述，而对于他的那些正面的功绩则视而不见，他要为他所做的违背历史的潮流的事件而负责，也要为那些随着而来的近代化的搁浅而负责，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为之负责的人，于是历史就把责任丢到了袁氏的身上。

罗素认为人类“在每一次的不幸中，都有一种自然的冲动去寻找一个敌人，把责任归咎于他；原始人把所有的疾病都归于敌人的巫术。每当我们的各种麻烦的原因太难理解时，我们便趋向于求助这种原始的解释。……当德国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难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相信犹太人应受到谴责。”[19]同样的一种可能，当我们中国人陷于近代化的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敌人让他来承担我们无法解释的困境的原因，袁氏就这样成了一个历史的悲剧。

唐德刚认为“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过程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卷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