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

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

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

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

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林辰

按：孔飞力教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概念、方法和中国研究的内部取向来探索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和延续性，试图从近代政治精英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实践的互动中理出一条线索作为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主要指引或参照。然而在触及其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时，其所运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二元分析概念的确又使人有未尽之感。下面这篇文章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更加整合和细化了这一路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作为后学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对于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有所裨益。望阅读时仅限学术探讨，请勿上纲上线。

作者：林辰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接触到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这是孔飞力教授在叙述清末高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痛斥时，针对后人常常以”浅尝辄止的快感”评判历史而严肃提醒的关于一种突破激进或保守为主题陈旧偏见的以存在着中国独特政治议程演变特色的假设。尽管孔飞力在本书中归纳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三项焦灼，却没有回答出他所强调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层延续至今的政治风格的底色确为浓烈的国家崇拜情感和坚定的精英政治观所构成。

国家崇拜并非浅薄化的爱国主义，而是在价值次序上与自由主义呈现较大差异的国家本位。换言之，在纵向统制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国民的个人利益在某个集体的神圣光环下既不值得一提，也会在悖逆国家意志的时候遭受道德攻讦。而

在这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中，历代文人对国家正当性的分辨并不是对某个规则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所处朝代的实力变迁不断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修正，这种情势变迁的历史观恰恰是以首要服务于本朝正统观的树立而书写。一直以来，正统观多侧重于对以德治治理国家的肯定，而对广袤疆域的占据不以为意。但在异族与汉族分享中原土地，甚至取代汉人成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后，传统的合法性论述无法支撑现实的变异。于是，无论是处于弱势的失败覆灭者，还是政治新贵都向”暴秦”展示出超乎以往的宽容度，而去索取以武力征服的结果主义的霸统反证和以实力主义为强势语境的对合法性承认的强迫接受。而如此对正统观构成元素的平衡颠倒从欧阳修的修史观中可窥见一斑——”及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和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除此之外，在对本朝称颂的内容选择上，迫于异族统治在汉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先天不足，伴随着异族政权从平稳过渡到盛世初现，以往的军事自信则逐渐被”良治”所呈现的绚丽盛世所取代。而它所代表的则是历朝历代均娴熟运用的对合法性的粉饰方法，即混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仅仅应作为政治发展中的过渡形式的可通过特定方式替代的政权等同于唯一至上的民族国家。在第一步拉平后，就会考虑如何持续它的有效控制以缓解永不消退的合法性焦虑，而一般选择则是将政权意义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尽管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但在众多利益抉择时刻，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地位，这样的交易权衡拥有众多空间。对外上政权”私利”会优于地理意义上的主权，而对内政事务的管理中，政权维系的敏感度将大大胜过国民权利被收窄的紧张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权从被道义围困到逐渐立足，能够自我阐述一定的思想资源的时间段中，准军事化的实力主义语言和逻辑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刻意渗透，以期望培养出第一批习惯此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众。无疑，这样的读起来令人血脉喷张的历史叙述在使读者沉浸于平日剑拔弩张的宏大叙事之时，相应的潜移默化出一种因本来作为可贵的稀有美德——对个体命运感同身受的匮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会观”.

而因地域自豪的传统天朝上国情感中，孔飞力亦注意到了国人对大一统近乎变态的痴迷。他提到”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生存了下来。”这一点确是卓识，从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绝，这些政治人物的担忧和忌惮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亦囊括了对大一统习惯而比照的舆论认知压力和自我期许。但我想说的是，这番平日看起来丝毫无可妥协空间的原则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时刻的罕有和估计不足，从历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来看，国人对大一统半成品的接受度高于对新核心价值触犯的容忍度，分离主义在

既存政权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譬如，东南互保中，张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则可推举李鸿章作为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这样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谋逆”计划因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被消减了其作为政治罪一触即发的政治纯洁。如果这还不能佐证时人对大一统价值的退让的话，之后幕僚刘学询对孙中山的一封信则足以说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统是多么脆弱，信中写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与大陆虽谈不上对峙，但也算冰冻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单单是国家表述不同带来的历史记忆切割，三方对于国家存在意义的意识形态差异正逐渐侵蚀着大陆所声嘶力竭的关于华人共同体的泛中国解释化情感。很明显，香港与大陆近几年的政治冲突正是大陆内部公民自治诉求与传统控制观相互割据的先锋，中央权威的衰落并不是敌视思维下公民团体蠢蠢欲动的结果，而是宪法政治时期既没有以宪法为尊的价值信仰，也不愿思索富强的目的后迟滞国民福祉意志的代价。公民自治权的进程缓慢将自然的转向地方自治的谋划，此番规律同样适用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民族政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去国家崇拜向现代理性国家过渡的阶段中，亦有呼唤强大国家力量的呼声，这种对”中国青少年时期”奋发进取精神的推崇若是转嫁到改革决心的刺激上并无不妥，但往往事与愿违。国家力量的运用目的和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较大鸿沟，非正当的国家行为亦会成为对内权力扩张的新一轮试探。所以，《大秦帝国》所携带的亢奋情感在现实政治倾向仍默认控制统制策略的背景下，并不能激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而在拒斥竞争，警惕多中心权威的格局中强化对试图尝试替代可能的组织进行打压。因此，孔飞力在对20世纪中国的农村集体化财政改革中就明确的点出”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

一切为了国家服务的目的最优先除了衍生出为大一统可忽略程序正义的鼓吹牺牲强调外，也带动了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哲学。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每一次赋予谨慎乐观期待的”建制”会以功利视角和盘托出，在推行过程中又以无法触及根本性议程的结果浅尝辄止，而这一番大动干戈，却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是”众望所归”的。若在建制之前以可同时加强国家权力为诱惑是作为一种无挑衅性承诺来拓宽作为空间，那么之后的失落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号召者的冒险在旁观者看来是对既有格局露骨的挑战，也是对政治思想共识的狂飙突进。在他们自身都未曾勾勒出确定的现代化步骤前，又从何处去寻找正义性的辩护。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派好似人人为公，却实际上因人人为私而阻碍变革的原因之一。国家这个光鲜亮丽的大义足以成为党争中相互指责的大旗，而政治精英们也足以在保守的习惯中满足于防御补救型的建制仅仅达到缓一时之急的效果。秦孝

公在面对商鞅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游说时的态度，从意兴阑珊到全神贯注就几乎从最遥远的历史中验证了这番注定半途而废的功利行为。

当然，以国家崇拜为门面，而以人格化的君主命令或实力派的意志强行鼓噪的对某个虚无缥缈价值的群体膜拜的实质，却仍然是认为世间只有一种能够得到承认垄断的公共利益。而这种赤裸裸的以强力威胁，以恐惧构筑的一元论用孔飞力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理念核心的——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以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因绝对正确而要求绝对服从，则成为了极度靠近极权的威权主义。它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会因不断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使国民在为保全简单的自由时被迫蚕食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康熙19年时，曾经评价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但23年后，为了削弱太子党对皇权的威胁，称”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样急转直下的帝术通常被认为是帝王牢牢掌控生杀予夺之权的得意肱骨，他的儿子雍正帝在经历的残酷狡诈的继位者竞争后更加得心应手的操纵。雍正2年，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一年后，就勒令自裁。如此围绕着某种至高无上利益的政治失信并不能以肯定皇权来排除矛盾，而应注意到，无视国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推崇无论被宣传的如何摄人心魄，都会因其变态状况的强势而刺伤信众。

中国威权主义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对精英政治的深信不疑，而政治精英集团本身的封闭性所造成的与其来源——文化精英之间的抵触冲突，以及集体行动需控制在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本位容忍度下的政治参与边界模糊的问题，都带来较之他国更保守虚耗的政治风格。

众所周知的是，由科举制度所选拔的预备官员从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跳脱出来进入宦海，则组成了一个虽愿意根据读书时代的人际关系编织政治脉络，却排斥普通”文人中流”的政治团体，他们对维护自身参与政治事务的独一地位尚且不遗余力，就更妄论平民百姓的议政了。而更加讽刺的是，传统教育典籍所鼓励的士人对家国大事的使命感迫于以科举为通道的政治参与入场券的稀少，无法释放无数读书人的一腔抱负，而这恰恰是国家崇拜氛围下对士人个性限制后无法承受的放弃。这一点在孔飞力看来，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而这直接妨碍了帝国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直接控制和地方财政的收拢，因为大部分的低端士人活跃在官府与农民间关于税收、地租的较量中，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仅以克扣资金敲诈勒索为生，也会在官

僚系统发生因诸如火耗等弊病而引发的农村暴乱中担当没有长远眼光的领袖。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传染亦因平民权益诉求的艰难而走到一起，引发出一种特有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严重的中国政治图景。我将它称之为”油汤现象”.脆弱的上层政治精英以波澜不惊的态度维持着整个国家环境的平稳，并以一种泰然自若的风平浪静来隔开外界对”油汤”真实温度的认识。而除了碗壁没有其他散热渠道的沉淀下的汤内部，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则无法考证，甚至装载它的碗都会因为格化管理作为先进的隔热层而无法传递出真实。那么，官僚系统的排斥性在填补政治精英突破艰难选拔而获得寻租默认的补偿后，就会无可挽回的堕入集体溃烂。它所展示的坚不可摧的封闭程度也将与大众反智情结相辅相成，混合出以走极端为捷径的民粹风潮。

所以，为了缓解大规模文化精英的”无所事事无事生非”,魏源和冯桂芬提议扩大议政主体，这在孔飞力看来，正是具有现代国家中公民参政意蕴色彩的举措。虽然如前文所述，他们的提议遭致京官几乎条件反射式的驳斥，但因清末危机实际所席卷的关于救亡图存的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并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当然，在清末”清流”的实践中，有着两种遗憾。一是属于被后人苛责的革命性不够的”跪着造反”,因为解释理由的引经据典，而被后人所鄙视为生搬硬套，并以结果为起点反推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世人在检视戊戌变法的悲剧时，若是只从现代观念投射的历史局限性来讽刺政治人物的”懦弱”,却无视与今相似的困境僵局和中流文人登上舞台，作为一种罕见的国民直接参与非常政治的突破性价值，则属于冷漠与迟钝并存的功利思维。而另一种孔飞力所观察到的遗憾，则是冯桂芬们所应允的文化精英议政平等权的不纯粹——否定了低端士人和平民的议政合法性。与此同时，那些炒热了舆论场的清流们”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而这想必在如今看来并不陌生，即使是当代非正常程序的政治竞争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却依旧屹立不倒的政治投机说客，为政策合理性的背书者和煽动低劣民族情绪的军事评论员。这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对名声的洞见”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

精英政治中所困扰的关于政治竞争和党争的认定直接造就了高层官僚日趋怯弱，回避核心议题的冷漠。而他们对党争的谈之色变和从未成功抑制的结党风习则从侧面印证了党派作为自组织的一种形式，能够且应当代表群体利益的合法性过渡。而威权时代对结党的反对主要落脚在对垄断性权威的挑战和”营私”的拒斥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罪威慑在某个议程提出之前就先决的进行意图妖魔化的

过滤，而这通常为政治倾向相左的理由中作为屡试不爽的道德偏见塑造出中庸策略。在正常对多元利益并存的理性构筑中，对这种公共空间从摊薄到汇聚的正视将不再被视为君权把控下的权力挑战，而是现代国家有序的可转化为执行力的非精英式的智力资源整合。另一番对结党的歧视实际是来源于朋党的以人为连接点而非观点的属性。艾尔曼就谈到”清初宗族势力急剧增长，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以横向的非血缘性党社基础上关注政治主导权的利益群体则受到弱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明显的倚靠外戚来支撑其统治，从康熙对”佟半朝”的容忍，到雍正利用年羹尧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即位统治，再到乾隆对以傅恒为代表的孝贤皇后家的扶持，帝王们早已不再是党争的旁观者，而是如鱼得水的参与者，作为培植亲信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亦透露了皇权绝不是可单独依赖敬畏便可奏效而需借助朋党的困境。而孔飞力所对”精英阶层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批评则可从清初历史中的集体动议的失败发觉出清末涣散的政治文化。康熙一废太子后，向大臣们征询立太子的意见，因仓促废储而希望复立太子的他却没有料到以佟国维、马齐、王鸿绪、鄂伦岱、阿灵阿、揆叙为首的大臣们会联名保奏八皇子。在次年声讨阿哥党的责任时，就重责佟国维、马齐等人”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这样的历史教训自然严重挫伤了高层官僚的积极性，不但无法毫无顾忌的表达真实想法，也疲惫于摸索出帝王的真实意愿。

同样困扰士人的则是政治参与活力的提升与议政合法性容忍边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威权统治希望以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标榜德政良治，但同时对政权地位相关的话题保持着高度敏感。南山集案就鲜明的展现出清初帝王对于异族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和博取前朝遗民认可的纠结。戴名世比明史更详细的描述了诸如嘉定三屠、扬州七日的惨剧，以”信史”的风范表达了”私人治史的抱负”,除此之外，在公共场合亦臧否时弊，旁若无人。而他自身甚至也有了不祥预感，谈到”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在康熙52年被斩首。严酷血腥的社会环境自然无法培育积极议政的民风，而使公论落入噤若寒蝉后的单一话语，想得到真实的共识自然也就孤掌难鸣。而另一个阻碍言路关开的顾虑则是足以抗衡威权体系的声援的匮乏，也就说，并无公允的理性权威，至少是公开谈论的政治安全能够让人在现实中超越恐惧，光明正大的做一个异议者，而非以终结政治生命为代价。顺治12年，彭长庚、许尔安请求昭雪多尔衮，最终被流放宁古塔。乾隆43年，对多尔衮才复还睿亲王封号。迟至今日，类似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完成威权中心对事项的绝决定义后，不可逆的摧毁了人的自由判断能力而烘托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淡漠态度。用穆勒的话说，

就是”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而如此，对大众心理中广泛从属的沉默和避之不及态度的苛责既会因自我保护等可以理解的理由失去支持，又会在轮回的黑色幽默中打破安分守己了却此生的梦境。

中国的威权主义虽被孔飞力认为是一种持久的价值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亦是阻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陈旧价值。当孔飞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个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之时，同样暗含着国民克服禁锢，重启中断了的建制之路的期望。而此书对清末建制议程无疾而终的反思，则是对当下宪政之路坎坷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