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笔记

篇一：田野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 ）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这种深入到研究现象实地进行调查的方法，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是普及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主要调查方法，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展的独特现象。

（一）不是所有社会科学都需要“调查”

这一观念的破除是在黄宗智先生主讲的《中国农村研究》的课程上。那是第一堂课，学生来自北京各著名高校的各种专业，黄先生让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专业、学术方向、研究设计等。一轮讲下来，黄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每个人在谈自己的研究时，提到最多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一回想，我们都傻眼了，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我要去调查”。而大家的专业真是五花八门，有以“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人类学，也有较接近的经济学、政治学等，还有基本挨不上的中文、历史与哲学。黄先生就笑了，说在美国的大学里，除了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会天天把调查挂在嘴上，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使用“调查”的方法，除非他的研究问题要求必须使用“调查”的方法，而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生，一谈到研究方法就必谈调查法而不是其他呢。这与毛泽东1930年代做过几次调查，并且自上而下大力倡导做调查有着根本的联系。以至于今天，就连从未接触过调查方法的人，都能随口来几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类的语录。但是正在大学里接受教育，学习如何研究的学生们，如果把这种“调查法”当作是真正的社会调查，并视为学问的来源之一，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究其词源，并参考实际方法应用，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单独的“调查”方法，或者“田野调查”方法，经常使用并有严格学术界定的是在欧美经常被使用的social survey[1]，中文通常译为“社会调查”的一词。这是一套随着抽样方法和问卷方法发展而成的结构化的资料搜集方法，常常被称为抽样调查或者问卷调查。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调查”指的是，根据抽样方法选取出有代表性的样本，然后用预先设计好的询问方式来搜集社会事实数据。因此，毛泽东所采用的直接到农村去，挑选农民进行谈话、开展座谈会等的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们经常在方法教科书上看到的“典型调查”，是根据毛泽东的调查方法概括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案调查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以抽样为基础，问卷为询问的结构化资料搜集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这种方法显然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需要并且经常用到的方法。比如文史哲，就完全没必要采用抽样与问卷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也并不经常使用这种结构化的“调查”方法；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也是根据研究主题才会用到“调查”方法。“社会调查”相对来说，其实是社会学常用和必需的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

（二）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

社会研究的四种研究方式中，唯一具有定性特征的研究方式就是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田野调查”。其实翻译为田野研究也许更恰当，但是实践当中大家都习惯称作田野调查，基本上没有使用“田野研究”这一概念的。“田野调查”最早是由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发展而来，被用于研究非本族文化和相对原始部落群体，后来被社会学家们拓展用于研究本民族文化、都市社区、亚文化群体甚至是现代生活等方面。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田野”这一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展，从太平洋上的岛屿到都市中的意大利社区，从异文化的部落到本民族的村落，再到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中村”，“田野”无处不在。所以，这一概念从最初的在异文化中、在部落里、在田间村头上做调查，已经发展到只要你走出书斋，进入研究对象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去，就已经在“田野”中了。而“田野工作”（field work）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田野中调查时所做的全部工作，而不是另外一种调查方法。所

以，按照严谨的学术定义，发展到今天，field research，翻译为实地研究更为恰当。不过因为大家的习惯，在行文中，我仍会以“田野调查”来代替实地研究。

（三）进入“田野”的步骤

既然是要开展实地研究，那么如何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田野点”就是调查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调查地点显然不能随便选择，应该根据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实际条件等要求来谨慎科学地选择。首选，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及其类型，选择与其密切相关的“田野点”。一般来说，如果研究问题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就是说你要研究的是一个尚未被世人所了解的已存在的，或者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那么调查地点的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存在所要研究问题的全貌和特征就是可以选择的调查点，当然调查点的独特性越突出越好。如果研究问题是解释性的、理论性的，就是说你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要对其进行理论抽象思辨，那么调查地点的选择相对严谨，需要调查者多方综合比较，有相对充足的理由。比如，当你的研究问题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生活”时，那么所有从农村转变为城镇或正在转变中的村庄都可以成为你的“田野点”。但当此类探索性、描述性研究问题逐步增多，人们开始想要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时，你的研究问题可能就变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城市融入失败/成功问题研究”。此时，你要选择的“田野点”的要求就相对较多，必须是农民城市融入成功/失败的村庄，你要对该村非常熟悉，才能比较选择出有代表性的能说明问题的调查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在于，客观物质条件允许，你能够进入“田野”。

但凡做过田野的研究者都非常清楚，难度系数最高的工作是怎样才能进入“田野”。在做研究准备时，你会充满了各种乐观的想法，什么我的研究很重要了，这对当地很有意义了之类。但是当开始联系调查点和调查对象时，就会发现会被各种理由拒绝，特别是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田野点”。怎么办，如何突破呢？首选，你需要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身份以及单位或组织的介绍信，这保证了你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次，你常常需要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找到“关键人物”或“中间人”，他们可能是普通居民、非正式的领袖、或者是正式的官员，可以帮助你顺利进入“田野”。而你的身份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隐藏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以“亲戚”、“朋友”等角色进入，也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以研究者的角色进入。

其次，你要尽快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他们建立友善的关系，这也是进入田野后首要的关键性任务。获准进入“田野”只是完成了进入实地的表面程序，实际距离融入“田野”生活，走进被调查群体还具有相当长的路途。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能着急，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生活，用自己的真诚和尊重，去获得当地居民的习惯与认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无论研究者的身份是否公开，都应该尊重被调查者的意愿，不能不经允许就私下录音录像，或者公开被调查者的信息、言论。对于此，学术界是有相关的伦理道德要求，有的国家还有相关立法。无他，尊重被调查者及其权益，是每一根研究者应有的和必需的职业道德。再次，当你和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敞开心扉收集各种数据资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主观情感与客观中立之间的矛盾冲突。无疑，研究者投入感情越多，就越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被调查者。但同时因为陷入的感情越多，研究者就越难保持超然的客观性和敏锐性，变得过于想当然，甚至还会偏离事实真相。这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警惕和注意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进行“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要逐渐适应一个“先融入”、“再跳出”的角色转换过程。白天在田野中进行观察和访谈的时候，要尽快地“进入角色”，将自己融为被调查者的一员，和他们拉近关系、保持一致，以达到“移情理解”的目的。晚上或返回整理田野资料，进行判断、分析和思考时，要能够“跳出角色”，恢复到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从研究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被调查者的言行，发掘其背后的逻辑和客观含义，以达到“超脱理解”的目的。当然这个很难，所有从事过田野调查工作的人，总是纠结于这两种角色的难以转换。特别是当与被调查者建立起比较深厚情感的时候，如何能够跳出来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