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1．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四部经典著作的出现，使中医学术界有了统一的学术范式，从而促使医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继《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后，历代医学家大多结合临床医疗实践。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

两晋隋唐时期，医家们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的理论认识指导下，广泛而又卓有成效地进行实践活动。在对病症及其原因和机理的认识、诊断技术、医方创制、新药发现及临床各科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专科性著作。如晋代王叔和著有《脉经》一书，结合临床系统探讨了脉学的基础理论，使脉学诊断理论与方法系统化：西晋皇甫谧则系统总结了针灸经络学成就，撰有《针灸甲乙经》一书，书中厘定的穴位已达654个，并详论了各穴位的主治及禁忌；隋代巢元方组织医家探讨疾病的病源及证候特点而编写的《诸病源候论》，论述证候1700多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探讨病因病机理论和临床证候学的专著；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涛的《外台秘要》，是综合了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巨著，在脏腑辨证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南齐龚庆宣著成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总结了外科和皮肤科的诊治经验及方法；唐代的蔺道人写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著，介绍常见伤科疾患的诊断问题；咎殷撰有《经效产宝》一书，论述了妇科和产科常见病症的诊治和急救等；此外，有关儿科、五官科和按摩等也都相继出现专著或有关文献资料。总之，这一时期内科的进展尤其显著，是临床医学大发展的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们在前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气氛中，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他在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三因论》的基础上提出：“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人，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金疮踎折，疰忤附着，畏溺压，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充实和提高了中医病因学；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论治的内容。

宋、金、元时期，临床医学进一步发展、学术流派崛起、理论争鸣激烈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些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大大地发展了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代表人物是刘完素(刘河间)、张从正(张子和)、李呆(李东垣)和朱震亨(朱丹溪)等。后世誉之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在系统研究《内经》中的运气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主火论”为特点的学术思想。倡“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认为大多数病证的性质属于火热，故诊治着眼于火热，擅用寒凉药物清泄火热，后世称他为“寒凉派”或“主火学派”。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温病学说开创了先河。

张从正精研仲景《伤寒论》汗、吐、下三法，认为人之患病，多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故主张治病以攻邪为要，其治病善以汗、吐、下三法以攻逐邪实，反对漫用补药，故后人称之为“攻下学派”。

李呆着重研究脾胃元气的理论，提倡“人以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说，认为脾胃虚弱或脾胃功能异常是内伤疾病的主要矛盾，主张治疗以调补脾胃为主，善用益气升阳之方药去治疗疾病，故后人称之为“主气学派”、“脾胃学派”。

朱震亨集河间、子和、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他提出“郁证”，认为气血流畅，百病不生，一有郁滞，则诸病生焉，故治病当解郁。他还认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担出“百病多因痰作祟”之说，因而治当化痰。朱震亨受理学影响较大，认为生理情况下，生命活动有赖于“相火”这种生命活动的推动力之激发，但相火性质属阳。易妄动太过，妄动

太过每可损及人体阴液而致病变，故强调：“阴常不足，阳常有余。”认为湿热相火为病，十之八九，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誉其为“滋阴派”。

这些医家的学术观点尽管不同，但都以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指导临床实践。这些学说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丰富了中医学术内容，对后世医家，包括国外医界产生很大影响。如日本在16世纪出现了尊崇李呆和朱震亨的学派，近代又成立了“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观点。此外，金元医家强调“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探索创新精神，也激发了大批医家勇于创立新说，造就了活跃、热烈而健康的学术气氛。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山现了对前期理论学说进行分析评价，综合汇通的总趋势。在集古代中医基础理论大成的基础上，结合该时期医家的临床经验和哲学研究成果经过反复探讨，提出许多创见，大大提高了中医对正常人体和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有一批集大成的综合性医著问世，影响较大的有《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张氏医通》、《医学纲目》、《医宗金鉴》、《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及药物学集大成巨著《本草纲目》等。

这一时期医学理论的进展较显著，它体现在藏象理论、病源学说等方面的深入发展及温病学派的崛起。明、清医家不再满足于原有的藏象理论，他们更深一层地致力于探讨生命的本质和原动力，探索调节人体全身脏腑阴阳的枢纽所在，由对《难经》的“左肾右命门说”的争论发展形成了“命门学说”。这一学说认为肾中精气或命门之阴阳水火是生命活动的根蒂和原动力，命门之阴阳水火的盛衰决定着全身阴阳的盛衰，命门是调节人体全身脏腑阴阳的枢纽。这一观点使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为调整阴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治疗方法，有效地指导人们对许多疾病的防治及延年益寿等实践活动。对这一学说作出重大贡献的当推赵献可和张介宾。近年来，人们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对肾和命门学说的研究取得了较多进展，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未知奥秘。

李中梓还在总结前人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论断。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明清时期形成的温病学说，它虽是研究四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辨证论治的一门临床学科，但在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方面也有重要意义。温病学说的理论渊源于《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经历了汉以后历代医学家的不断研究、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其中突出的如明代吴又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反复实践，写成了传染病学专著《温疫论》。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疫的病源“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成”；温疫的传染途径是从口鼻吸收。确立了感染“戾气”为传染病发病主因的新观点，戾气说与现代人们所认识的病源微生物的一些致病特性十分吻合。这对于温病学和温病的病因、病邪侵犯人体的途径等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吴氏的成就促使中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和处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前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清初人们对于热性病的认识和治疗出现了一大飞跃，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诊治体系——温病学说。清代叶桂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温病病机传变规律及其辨证论治方法，这是对热性病发病途径和传变规律的新认识，是对热性病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作出的较大的发展。吴瑭则创立了三焦的温病病机传变规律及其辨证论治方法，论述了风温、温热、湿温等九种热病的证治。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医学对热性病的认识及处理大为深化和系统，叶天士、吴鞠通等瘟病学家的成就，促使温病学说日趋成熟，成为在病因、病机传变、辨证论治等方面自成体系的一门学科。

此外，清代王清任重视解剖，改正古代有关“内景图说”中的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著成《医林改错》，并致力于人体气血运行的研究，发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论，倡导活血祛瘀的治疗方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