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

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另一个变化是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加快发展,主要是棉花、烟草、芝麻和花生。

19世纪华北的棉花种搜并不发达,植棉区多分布在水运比较便利地区。

棉品交易在附近的集镇进行,交易品多为农户织造的土布而非棉花④。

世纪铁路网的形成与城市棉纺工业的兴起,刺激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和棉花的商品化。

植棉区沿铁路干线分布,表现了棉花种植业对铁路的依存关系。

在直隶,植棉区以河流流域相称,分为西河区、御河区和东北河区,大都分布在铁路干线附近。

西河棉区包括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沿京汉铁路分布御河区沿津浦铁路和运河分布东北河区在北运河、滦河流域,沿北宁铁路分布。

到民国初年,这些地区棉花种植的增长与大城市棉纺工业的发展同步加快,表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相关性。

如河南安阳附近棉区棉花大量增产后,多由安阳经京汉铁路运销天津、石家庄、济南、青岛以及汉口等地的纱厂①。

天津先后建立了六家大型纺纱厂,所需原料棉大部分靠华北棉区供给。

青岛、济南、石家庄等城市中的纱厂莫不如此。

棉区的扩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还可从民初华北形成的棉花专门市场得到解释。

在各植棉区,都有一些城镇成为专供棉花交易的初级市场。

这些城镇大都位于铁路沿线和河流附近,如西河棉区的定县清风店、束鹿的辛集、滦县城、正定县城、邯郸县城车站,御河棉区的吴桥县连镇、南宫县城,东北河棉区的武清县杨村、丰润县小集等。

其上一层市场可称为次级市场,多系铁路枢纽或河运枢纽城市。

如位于西河棉产区的中心石家庄、河南的郑州、安阳、汲县等。

年代的石家庄已经成为河北最主要的棉花市场,周围获鹿、正定、箕城、元氏、架城诸县以及山西所产的棉花,多先集中于该城市,再由铁路转运天津等沿海商埠,即终极市场②。

华北烟草种植业的兴起则与在华外国企业英美烟草公司有关。

民国初年,英美烟草公司把在华拓展的重点放在铁路交通比较发达的华北。

他们一面在华北铁路沿线大力鼓吹农民种植烟草,一面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建立卷烟厂。

到年代,胶济线以潍县为中心,京汉线以许昌为中心,形成了烟草种植区。

据统计,这些地区的农户有写从事烟草种植③。

沿铁路城镇设立的收烟厂,将收购的烟叶经铁路源源不断运往建在天津、青岛以及上海、汉口的卷烟厂④。

铁路把乡村烟农的命运与大城市的工厂连在了一起。

花生和芝麻等油料作物种植的发展则与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直接关联。

世纪初,花生的栽培在华北京汉、陇海、津浦、胶济等铁路沿线和烟台附近地区迅速扩展。

据1925年的调查，位于陇海铁路沿线的开封、陈留地区和胶济铁路沿线的章丘、益都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都由20世纪初的0.1 %—0. 2%增长到1924年的40% -50%。

20年代，山东花生的年产量已居全国之首②。

这些花生相当部分经由津浦、胶济铁路运至青岛、天津装运出口。

1930-1931年，经胶济铁路装运的花生每年超过了10万吨③。

芝麻的种植以河南京汉、陇海两铁路沿线发展最为迅速。

“自京汉路成，豫省土货兴旺，其大宗为黄豆、芝麻；车运汉口后，皆由轮船通运出洋”④。

河南芝麻的大量种植和外销，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是京汉铁路⑤。

到二三十年代，河南京汉铁路沿线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芝麻产区和世界市场芝麻的主要供应地。

由此可见，通商口岸一铁路一腹地城镇一乡村，成为近代华北区域发展和城市化不可或缺的链条。

铁路刺激了农业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这成为华北近代城市化的一般过程。

这种沿海与腹地借助铁路的互动，也表现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上。

铁路出现以前，华北近代工业只局限在通商口岸天津等少数城市，规模有限，很难说已经形成体系。

华北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应当是在20世纪前30年，也就是铁路交通网形成时期。

华北工业的区位、结构与铁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北工业分布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其次是位于铁路枢纽的内陆城市，如石家庄、郑州、济南、太原;再有就是分布广泛的乡镇工业。

乡镇工业多由小工厂、作坊和大量的农户家庭作坊组成工业群落，其中心大都是县城或交通方便的城镇。

对位于不同等级城市中的三种工业形式加以分析后，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铁路则把它们在空间上紧密地连在一起，构成区域工业体系。

如天津20年代陆续建起的六大纺纱厂，其原料棉大都来自华北棉区，经由铁路或河道运至天津。

纱厂产出的棉纱，再经铁路或河道销往各地乡镇的土布工厂或家庭作坊。

清末民初兴起的土布制造业是华北近代乡镇工业的典型。

观察一下土布业分布的地区就会发现，发展最快的也是铁路沿线地区。

京汉铁路保定周围地区的土布制造业最为发达，包括铁路沿线的望都以及京汉线以东的兹县、清苑、博野、安新、肃宁和任丘各县以及清风店、萃桥镇等地区，中心是定县和高阳。

定县土布业的兴起早于高阳县。

铁路修通以前，该县土布输出主要靠骡子和骆驼驮运，所以县城的骡店和骆驼店十分发达。

铁路通车后，土布输出迅速增长，传统运输业却萧条下去①，显系运输方式改变了。

高阳土布业兴起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靠近保定，便于通过京汉铁路输出土布。

铁路没有修筑之前，高阳土布只行销于保定、博野和添县，最远不过赵县。

京汉、津浦和京张铁路筑成后，土布输出量显著增加，行销范围遍及华北，远达西北、东北、东南以及西南地区。

高阳土布业兴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距离天津较近而且交通方便，经由京汉铁路以及大清河、津保公路都可以直通天津。

先进的土布纺织技术和设备也由天津传人高阳。

1921年，人造丝由高阳布商从天津带到高阳并用于土布制造，1926年浆麻法也由天津传人高阳。

这两项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高阳土布制造业的发展②。

据1933年的统计，高阳制造土布使用的棉纱，4800以上是天津出产，其余的出产地还有青岛、榆次、卫辉、济南、唐山以及上海，就是说大部分是华北铁路沿线城市纱厂的产品。

高阳各布庄在天津设有坐庄或有专人办货的不下30家。

这些商人通晓行情，随时用电报或电话与高阳本庄联系。

可以说，以铁路和河道为主体的运输系统，使高阳土布业与天津、青岛等大城市中的纺纱业互相依存。

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和内地中小城镇的工业都得到了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铁路为主体的交通运输网是近代华北城市工业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

铁路对华北煤炭业的发展和矿山城镇的兴起，其促进作用更加直接。

华北煤炭资源蕴藏丰富,但在铁路出现以前,却因运输困难而得不到开发。

铁路的出现使煤炭业迅速发展。

第一条铁路唐管铁路最初就是为运煤而铺设的。

其后铺设的各条铁路尤其是铁路支线,多数是专门通往矿山的。

到民国时期,随着铁路网的形成,华北兴起了煤矿开发热潮。

大量煤炭经由铁路运往各地,尤其是大城市,供工业、民用或海运,华北成为全国主要的煤炭产区。

煤矿业的发展对矿山城镇兴起的推动似乎更加直接。

由于铁路和海运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几条铁路干线沿途都注重对煤矿的开发,因此每条干线沿途也都有铁路城镇兴起,如北宁线的唐山、津浦线的临城和枣庄、胶济线的博山和张店、正太线的井隆、京汉线的安阳、焦作和新乡等等。

矿山城镇的特征是城市化速度快,城市规模和人口增长也快,但大都功能单一。

只有唐山、博山等少数城市的工业同时有了发展。

四、区域城市结构演进浅析现在需要做一个总结了。

从世纪近代海运的出现,到世纪铁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华北交通基本上走完了近代化的过程①。

与此同时,区域城市系统也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重构。

对外开放和交通的演变,导致了区域城市系统的动态性变化。

区域发展的重心由内陆转向沿海,中心城市由行政首府转为通商口岸和交通枢纽城市,区域城市系统的布局由沿通航河道和官路分布演变为沿铁路分布。

大量农产品集散城镇、工矿业城镇、交通枢纽城市出现在铁路沿线,其城市化速度和人口增长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按照施坚雅对世纪中国城市系统的分析,华北的核心区位于主要河流沿岸,主要城市分布在核心区或通往核心区的交通线上,沿海为边缘区。

区域中心城市除了几个省的首府之外,就是运河沿岸的天津、东昌、济宁以及潍县。

20世纪,区域结构显然发生了根本的演变。

核心区东移,由沿河流分布转而沿铁路分布,重心由内陆移向沿海。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华北分为几个亚区域。

北部以天津为中心,沿北宁、津浦北段和京绥铁路分布中部以石家庄为中心,沿正太和京汉铁路中段分布南部以郑州和许昌为中心,沿京汉和陇海铁路中段分布东部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沿津浦和胶济铁路分布。

中部地区大致为河北省中南部和山西地区。

京汉、正太和津浦铁路均在这一地区通过。

19世纪，直隶省(即河北省)的中心城市是保定，区域发展的中心是京徽地区和运河沿岸。

山西省则以太原为中心，沿汾河河谷南北向发展。

20世纪京汉铁路的修筑极大地促进了河北中南部的城市化。

30年代河北省城镇的分布，以京汉、津浦两铁路沿线及其中地带最为密集④。

位于京汉、正太两条铁路交汇处的石家庄，则迅速成长为华北中部的中心城市。

20世纪初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石家庄设站时，那里还只是一个200户人家、600口人的村庄⑤。

两大铁路干线枢纽的位置使之成长为一个近代城市。

城市经济尤以棉花和煤炭运销为主，转运业和货栈业最为发达，体现了交通枢纽城市的特征。

1925年设石门市，30年代末人口超过了16万。

与此同时，河北原来的中心城市保定逐渐衰落。

19世纪直隶总督移驻天津，保定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20世纪石家庄兴起以后，保定的城市经济发展更加停滞。

到1949年，城区范围还仅限于旧城和城关，人口只有十余万。

正太铁路的修筑对山西的影响是阳泉、榆次、寿阳等铁路沿线城市兴起和省城太原的演变。

区域发展中心东移。

然而，相比而言，20世纪的山西是华北四省城市化进程最为缓慢的。

地理条件制约下的交通滞后是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部地区主要包括河南省。

在19世纪，该区域按照主要河流流域划分成不同的腹地范围和区域系统。

河运枢纽城镇的发达是该区域的特征。

黄河以北因卫河沟通南运河而与天津联系紧密，地处卫河枢纽的道口镇是”世纪成长最快的城镇。

黄河以南地区，东部因颖水和贾鲁河可通淮河而与江浙地区关系密切。

19世纪中叶以前，位于开封附近贾鲁河畔的朱仙镇曾是颇具规模的城镇，主要功能是供给开封，与汉口、景德镇和佛山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

光绪年间黄河泛滥、贾鲁河淤塞，朱仙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位于沙河与贾鲁河交汇处的周家口(今称周口)。

到民初时，周家口的人口已达20万①，是铁路修通以前河南最大的商业城市。

河南西南部地区则因有唐河、白河的通航之利而与汉口有更密切的商业联系。

位于唐河上游的赊旗镇(今称社旗镇)曾是该地区的“巨镇”，是经华北西部沟通山陕和关外地区的重要陆路枢纽。

清代末期，赊旗镇与周家口、朱仙镇和道口镇并称河南“四大名镇”。

它们大都位于主要的行政中心城市附近，构成商业城镇与行政中心城市依并存的模式。

20世纪京汉铁路纵贯河南，陇海铁路横贯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