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花鸟画教案

中国工笔花鸟画教案张伟中国工笔花鸟画教案[任课教师]：张伟[职称]：讲师[教学对象]：美术教育专业普本班学生[教学时数]：总学时 : 90课时[周学时]：18课时[教学内容]：中国花鸟画技法及中国花鸟画传统与现代材料与技法[教学目的]：通过中国画概况的讲授，使学生能系统的了解中国画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况。

并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中国花鸟画的造型特点、艺术特点和基本至画法步骤，领会中国花鸟画独特的审美特点，提高欣赏水平和表现水平，了解中国花鸟画的教学特点和基本方法[教学方法]：讲授、观摩、示范、个别辅导、集体讲评。

[教学重点难点分析]：本课教学对象为四年制本科学生、教学重点在于工笔花鸟，特别是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基本技法学习。

教学方式采用临摹、个别辅导相结合。

在学生掌握技法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领会能力，掌握中国花鸟画独特的审美表现特点。

一、中国画概述及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流变中国画的历史悠久，深深涵泳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表现形式。

中国画历史虽然悠久，发展也很成熟，但其“中国画”之得名并不早，大致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时，国人面对西方艺术为了树立中国艺术的独立品格才提出了这个概念。

学习中国画，首先要从总体上对中国画有一个概括的认识，诸如中国画的风格特点、艺术规律、美学思想等，树立一些基本的概念，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才能逐步的掌握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技巧。

而要在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相应的成就，必须努力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的各种修养，包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粹，融会贯通，才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传统绘画，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深涵养，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数经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等完整的艺术体系。

中国画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画的立意、意境、经营、笔墨、程式、风格等一系列艺术创造的经验和理论不断成熟的过程。

这些经验和理论，既符合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独具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质，有着明显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精神阐发，与世界各国的艺术相比较，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欣赏和赞扬。

发展至今，中国画的门类一般分为山水、花鸟、人物三科，从技法表现手法来看，又有工笔、写意、重彩之别。

此外，书法、篆刻、壁画、民间绘画都和中国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画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画艺术观、以“笔墨”表现为主的中国画笔墨观和“聊以自娱”的文人画功能观以及高度程式化的创作观，等等。

为了讲解简要，我们只能结合花鸟画对中国画的整体特点和艺术规律做一些概括性的叙述。

（一）、唐以前“山水”“花鸟”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唐以前“山水”、“花鸟”画只是“人物”画的背景，这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夔凤图》、《人物驭龙图》以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存世作品中明显看出来。

当人物画已经在艺术本体上发展得很成熟时，山水、花鸟还显得较为稚拙。

画史上有唐代边鸾、薛稷等人擅长花鸟画，但由于实物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花鸟画是作为衬景还是独立的花鸟画已经无法考证，但在新疆阿斯塔拉唐代墓室壁画中已经出现了作为单独画面的花鸟屏条。

（二）、五代宋初“黄徐体异”所谓“黄徐体异”指的是西蜀的黄筌及其子黄居采和南唐的徐熙。

黄氏父子后来都归北宋画院，多画宫禁之中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画法乃双勾填色，画风富贵典雅。

而江南处士徐熙则以墨、色没骨作画，画风野逸。

从存世黄筌《写生珍禽图》以及黄居采的《山鹧棘雀图》可以看出黄氏父子的写实功夫和刻画精细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唐代人物画中的花鸟衬景和花鸟独幅墓室壁画。

（当然，和后来的崔白以及宣和画院相比，此时黄氏父子花鸟画在表现自然物态的“生动”方面还有所欠缺，设色也未臻完善。

但“黄徐体异”所具有的重要美术史意义则是这两种画风所代表的“富贵”和“野逸”的审美趣味的对峙是两宋画坛上最为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且，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又将在两宋时期乃至后世绘画中得到更为深远和广泛的扩展。

（三）、北宋中期北宋画院崔白“变法”和宣和画院从某种角度说，黄氏父子及其传人如李符、李吉、夏侯延佑等人在五代、宋初的这种“富贵”画风虽然风靡一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风格流派，且占据了北宋初期画院的主流地位，但这一风格实际上仍是五代遗响，并没有什么新意。

直到北宋中期（约仁宗嘉佑到神宗熙宁年间），崔白在画院中变法，这才使得两宋宫廷花鸟画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和风格特征。

崔白花鸟画和其后的宣和画院的花鸟画相比，崔白对黄氏风格的变化还不能称为“大变”，就技法的精工浓丽而言，也远不能和宣和画院相对照。

但崔白等人的历史功绩应当在于他们改变了五代花鸟画的程式化格局，那就是既继承了刻画精细的传统，又增添了神态生动的“写实性”，从而使两宋花鸟画开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风格。

崔白的作品，现在仍然有数幅较为可信的传世实物，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双喜图》以及《寒雀图》。

和黄氏父子相比较，崔白花鸟画状物更为真实生动，其“写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而且，他将人物画中的“传神写照”的审美要求挪到花鸟画领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贡献。

宣和画院是宋徽宗所主持的皇家画院的别称。

画史上一般把这一时期的画风称为“宣和（院）体”。

这种称谓至少包涵了两层含义：其一指此时的画院已与前代不同，是画院体制演变到了高级阶段（这和宋徽宗的皇帝身份与画院领导人身份有关）。

其二是此时的宫廷画风已与前代不同，已经具有了更成熟完美的形态，而且还构成了一个独具时代热色的绘画艺术的风格流派。

宣和画院对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贡献是把五代宋初确立的“富贵”体貌进一步完善化，使得花鸟画在写实性、生动性、设色的完美性上高度成熟。

（宣和画院对绘画写实性的要求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日中牡丹”和“孔雀登高”的故事）宣和画院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则是以诗意入画和诗画结合（这可以从宣和画院以诗题考核画家才艺）。

使得独特的“院体”画风得以形成。

（四）、宋代文人“墨戏”与水墨花竹画两宋间的“写意”文人画，鄙弃宫廷画师的“描”的制作性技巧，而提倡“写”的抒情性功能，从而终止了中国画“写实”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了中国绘画进化历史的航向，其“推陈出新”的意义影响深远。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因为“写实”性的形式在宣和画院已经走到了一个极至，就好比登山一样，登上了一个颠峰，要想再有所进展，只能下山再登一座高峰。

我们说，以“野逸”的文人意趣入画的企图虽然早早于宋代，但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北宋后期的苏轼、米芾、文同以及南宋的米友仁、杨补之、赵孟坚、郑思肖等人。

他们把某些特殊的带有“比德”意义的题材如“枯木竹石”、“梅兰水仙”、“烟云山景”等独立出来，并赋予一些新的含义和形式，形成了“墨戏”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并形成了以仲仁、赵孟坚、郑思肖等为代表的“水墨花竹画”。

（五）、元代水墨花竹杂画的两种风格形态宋元之际的文人画运动，在绘画史上一直是以山水画为代表，但实际上山水画只是后来者居上，最早的其实是从水墨花竹等题材的领域开始。

元代的水墨花竹画主要有良种风格形态，一是写意水墨花竹，一种是工笔水墨花竹，擅长的画家很多，前一种如元四家中倪瓒、吴镇两家都擅长画竹，柯九思、李息斋、顾安、管道升、赵雍、王冕等等都擅长竹及梅花。

后一种的代表画家有陈琳、张中、王渊等人，是吸取了宋代院画风格的一些长处，加以改造后形成的较为工整的文人花竹画的一种别体。

（六）、陈淳和徐渭——文人花鸟画的演进陈淳和徐渭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

文人花鸟画自宋代文人画崛起之后直至明代，到他们之时，才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换过程。

徐渭较之陈淳，画风更显得纵逸，他自称“泼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写意”（徐渭的个人际遇与精神疾病故事）。

水墨花竹画，最早应当是宋代文人的水墨竹石，尔后是元代画家的工笔水墨，已初显“变形”的先兆。

至明代，吴门画家如沈周、文征明等人又用水墨“写意”笔法画牡丹，取代了元人的水墨工笔方法，应当说，沈周等人笔下的牡丹虽然已经略去了宋人的色彩，但牡丹的基本形态仍然保留着，再到陈淳、陆治等人，虽然笔法日益放纵，但“写实”的因素仍然没有彻底排除，直到徐渭，才真正走完了由“写实”到彻底“写意”的最终一步。

这个时候，国画中的“笔墨”形式才完完全全从忠实描摹自然物态的固有形貌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从而获得了艺术的“自律性”。

明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美学地位也正在于此。

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花鸟题材的绘画一直是走在历史的前列。

（七）、清代花鸟画家——恽格、八大到扬州八怪画风清初的著名花鸟画家恽南田风格独具个性，画法承明代陈淳、陆治一路，但更为工稳，“写实”的因素也更为特出，避开了从徐渭到八大的那条“大写意”的路径而另辟蹊径，用笔秀润，设色清丽，善于描摹自然物态的形象，亦不作夸张和变形，故能取得雅俗共赏的效果，成为常州画派的领袖。

清初文人花鸟画的主流是“写意”一路。

如八大山人、石涛。

二人皆是明代宗室，对于家仇国恨，两人的表达并不一致。

八大山人终身不与清室合作，他时僧时道，时隐时出，所作花鸟画中鸟的形象大都白眼朝天，能抒发一腔郁闷之气。

而石涛初则逃生于佛门，但后来又在扬州接驾，自称“臣僧”，至北京又与达官贵人交游，希望能得到皇帝和贵族们的知遇。

画史上曾对此有过非议，但客观地说，明亡时石涛才四五岁，且其父靖江王朱亨嘉并未死于清人之手，而是为南明王朝内讧被杀。

所以我们也不能苛求石涛一味忠于明室。

当然，不论石涛是否具有民族气节，是否是个明遗民，作为画家，他的贡献和八大一样，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而且，石涛在绘画理论上的成就较之八大更为特出。

八大的花鸟画是继承的徐渭一路，较之徐渭，他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简洁。

往往以一条极为简单的轮廓线勾画出物象的形象，但形态的变化却又异常丰富，他的一些作品几乎很难去找到一条可以取消的赘笔，也很难设想在什么地方能去加上一笔。

在艺术表现上，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画造境，难在简而不是难在繁。

近世画家之中大概只有齐白石的一些特别优秀的作品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清中期盐业的繁荣，扬州成为东南一大商业流通与物质消费的繁华城市。

扬州盐商们的附弄风雅，使得扬州绘画大兴，很多画家流寓扬州卖画，从而形成扬州画派。

商人的喜好直接导致了扬州画派有别于所谓“正统”观念的审美价值取向——尚“雅”而不能免“俗”。

（如郑板桥）从某一角度看，扬州画派的“大写意”画风对于后世的“涂鸦主义”画风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乃至在当今画坛，会拿大笔“刷”两笔所谓“大写意”者动辄称“名画家”，也是这种流风所致。

（八）、趋向现代之路——海派（吴昌硕）到齐白石自乾隆、嘉庆以后，盛极一时的扬州画派已呈衰退之势，这和扬州地区的盐商衰败有关，扬州经济也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