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侵物种综述(及入侵种例证

中国从北到南5 500 km，东到西5 200 km，跨越50个纬度，5个气候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Wang Sung et al. 1997）。这种自然特征使中国容易遭受入侵物种的侵害。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外来种都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

中国从外地或国外引入优良品种更有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引入常通过民族的迁移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实现。公元前四世纪，由数段民间通道相连接，形成““蜀-身毒（即印度）道”，这条古道从成都经云南的腾冲，通过缅甸北部到印度。原产非洲的酸豆（Tamarindus indica）在上述范围内广泛栽培和归化，云南元江河谷就有巨大的酸豆个体。在中国西北部，汉代时的"丝绸之路"从渭河流域通过中亚各国，与土耳其东部相连接。公元前100多年，汉朝使者张骞和他的助手从中亚带回葡萄（Vitis vinifera）、紫苜蓿（Medicago sativa）、石榴（Punica gran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等经济植物的种子。北宋期间，泉州和广州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芦荟（Aloe barbdensis，或A. vera var. chinensis）在此期间第一次有活植物的记录。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现于华南的沿海地区归化。1645年伽马航线开辟后，西欧各国的人到印度、东南亚各地，将不久前从美洲收集的物种带去，而旅居这些地方的华侨将一部分种，如甘薯（Ipomoea batatas）、烟草（Nicotiana tabacum）及西番莲（Passiflora coerulea）等经济植物转引到中国。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曾将一些美洲种类，如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等引进台湾，上述种类中的大多数后来归化为野生植物。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青岛、烟台和大连等海港成为外来杂草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例如香丝草（Conyza bonariensis）于1857年在香港，小白酒草（Conyz canadensis）于1862年在山东烟台，一年蓬（Erigeron annuus）于1886年在上海分别出现，然后向内地蔓延。而栽培植物的引种和逸生地点比较不规则，例如法国传教士曾将欧洲的荆豆（Ulex europaeus）引种到四川城口教堂附近后大量逸生（Wei Zhi and Wei Siqi, 19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贸易和交通系统的发展和入境人员的增加，促进了外来物种的引入。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加速了中国境内物种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外来物种在中国的扩散。许多入侵物种在全面入侵以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因此新到达中国的入侵种的全面影响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从美国和中国相似的地理条件来看，美国的外来种入侵现状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外来种定居、扩散和危害的趋势仍在发展，已有大量有关入侵物种的文献记录（Nico and Fuller，1999；Vitousek et al. 1997；Randall and Marinelli，1996）。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计到中国类似的情况。

虽然对外来病虫害的危害和检疫已经引起中国海关、农林部门的注意，但入侵种的概念传入中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西方国家对入侵种问题研究较多。已有有关外来植物、杂草、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两栖爬行类、哺乳类和野生动植物疾病等的大量研究和出版物，内容包括普遍性的入侵路径、载体、自然和人工干扰（物理、化学、气候等）的作用，以及入侵种带来的危害（Sandlund et al. 1999；Westbrooks，1998）。然而中国除动植物检疫局列出的规定检疫物种和少数对人类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的物种外，对其它的外来物种及其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较全面的统计资料说明外来种情况、入侵种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根据文献记载和我们的初步调查，中国已知外来的归化植物有380种，隶属62科，210属。本文主要列出了一些造成明显危害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对中国的入侵种问题可略窥一斑。正文中提到的部分入侵物种，在附录一中有具体描述。

1 中国入侵种的主要特点

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是外来种（exotic species或alien species）中归化（naturalized）的生物物种。外来种的概念可参照Schwartz (1997) 的9条标准。外来种泛指非本土原产的外域种。本文采用的确定入侵种的标准是外域种：1)借助人类活动越过不能自然逾越的空间障碍而入境；2)当地的自然或人为生态系统中定居，并可自行繁殖和扩散; 3)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和景观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损害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的外来入侵种几乎无处不在，表现出：1)涉及面广。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均发现入侵种，到1999

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 118个自然保护区，覆盖全国总面积的8.62%（86 410 000 hm2）。除少数偏僻的保护区外，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入侵种；2)涉及的生态系统多。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从森林、农业区、水域、湿地、草地、城市居民区等都可见到，其中以低海拔地区及热带岛屿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最为严重；3)涉及的物种类型多。从脊椎动物（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昆虫、甲壳类、软体动物），高、低等植物，小到细菌、病毒都能够找到例证。入侵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

2 引入途径

2.1 无意引入

货物的进出口是外来物种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据检疫部门统计：我国"八五"期间共进口粮食达6 500万吨，1996年粮食进口也超过1 000万吨。大宗粮食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阿根廷等。随着与毗邻国家边境贸易的发展，中国与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粮食贸易也有较大发展。由于进口粮食的国别多，渠道广、品种杂、数量大，带来有害杂草籽的几率高。从1986年到1990年9月，上海口岸进口粮食349船次，截获杂草种子近30科、100属、200余种。根据1998的统计资料，在包括大连、青岛、上海、张家港、南京、广州等12个口岸截获了547种和5个变种的杂草，分属于49科。这些杂草来自30个国家，随食品、饲料、棉花、羊毛、草皮和其它经济植物的种子进口时带入。其中有170种虽然还没有归化记录，但有可能在运输和扩散过程中侵入到野外（殷连平，1998）。从西半球进口的货物中开始出现一些亚洲种，如毛茛（Ranunculus japonicus）、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等种类的种子，这意味着一些杂草已经完成了它们的环球旅行和扩散。轮船压舱水可能带入外域水生物种，这方面我国尚无深入的报道。无意引入的病虫害在农林牧和园林等各个行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案例很多，并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包括海关检疫部门的重视。农业病虫害美国白蛾、美洲斑潜蝇、甘薯长喙壳菌等；农业杂草，如豚草等；畜牧业害草有紫茎泽兰等；林业害虫有美国白蛾、松突圆蚧等；园林害虫有蔗扁蛾等。

2.2 有目的的引入

几乎与养殖、种植有关的单位都存在大量的外地或外国物种的引进项目。这些单位有农业、林业、园林、水产、畜牧、特种养殖业、各种饲养繁殖基地，其中大部分引种以提高经济收益、观赏、环保等为主要目的。例如1990～1991年从台湾引进粮、油、瓜、果、菜等种苗繁殖材料共40多种（叶启贤等，1997）。又如我国草坪草种除结缕草（Zoysia materlla）种子外，其它草的种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仅1997年进口量就达 2 000吨以上（胥晓刚等，1999）。而我国的水产和特种养殖，引进种类也十分繁多，如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ianalus）、虹鳟鱼（S. gairdneri）、罗非鱼（Tilapia sp.）、鳗鱼（Anguilla japonica）、加州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匙吻鲟（Palyodoh pathula）、淡水白鲳（Colossoma brachypomum）、斑点叉尾鮰、条纹石鮨（Morone saxatilis）和金眼石鮨（Morone chrysops）等（邱黎明等，1994；廖国璋，1998）。最近一些外来水生植物从水族馆逃逸。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原产于美国，现出现在浙江省的河流中（丁炳扬，2000）；来自南美洲的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已在台湾归化（Li Zhenyu and Hsieh Changfu, 1996）。尽管前一种只开花不结果，后者只有雌株，这两种都不产生种子，但它们可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迅速扩散。有目的的引进种逃逸后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水产养殖引进外域鱼种，人工养殖场引进种獭狸，农业畜禽饲养国外引进种喜旱莲子草和凤眼莲，园林观赏和水质净化引入，沿海护滩引进植物大米草等等。中国南方大量引进优质鱼类，包括鳗鱼Anguilla japonica、加州鲈、桂花鱼、斑点叉尾鮰，并扩大养殖面积。一些食肉性鱼类（特别以小型鱼类为食）如加州鲈、条纹石鮨和金眼石鮨等的引进和养殖，会对当地自然水体中的其它鱼类种群产生什么影响，还缺少评估。从额尔齐斯河引入的河鲈（Perca fulviatilis）已导致新疆博斯腾湖中的新疆大头鱼（Aspiorhynchus laticeps）的灭绝。

3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