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
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一）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相对于200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较大波动而言，200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则要平稳得多（图1-1）。
2003年上半年，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承接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变动态势，均呈快速增长势头。
自2003年9月份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在监管当局的其他窗口指导下的政策影响下，第四季度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逐步下降，但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总量还是达到了84118.81亿元，同比增长了18.67%，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达到了219226.81亿元，同比增长20.03%。
这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最快的一年。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基本摆脱了自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扰，为2003年实现9.1%的GDP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局部经济过热的迹象日益昭显，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又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焦点之一。
图1-1 中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及增长率（2002～2003年）2003年货币供应的流动性结构的起伏变动较大。
详见图1-2和图1-3。
上半年，M0/M2的比率不断下降，直到7月份以后，该比率才出现较为稳定的态势。
与M0/M2的变化不同，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之比在上半年经历下降之后，下半年则出现了上升之势。
显然，M1/M2比率的变化与2003年的物价水平波动基本一致，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仍然可以将M1/M2这种货币流动性的变动作为判断未来物价走势的一个重要监测指标。
但是，流通中现金M0与广义货币M2之比在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现象值得分析。
大致看来，通过银行卡来实现的交易占总交易的比重越来越高，银行承兑汇票的迅速发展，构成现钞支付比重逐步降低的两个主要原因。
这表明，在今后，M0的变化对物价、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图1-2 中国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0/M2）图1-3 中国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1/M2）（二）基础货币及其调控2003年底，基础货币供给总额为43798.52亿元，较年初第一季度的36102.64亿元增长了7695.88亿元。
200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总论述评
史学理论方法史学理论方法仍是2003年学界关注的热点，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内史学工作者所认识。
《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学海》编辑部分别就“新世纪的中国史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学家”等议题组织笔谈，多视角探讨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史学理论方法与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相互借鉴和融汇、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见历史研究l、史学理论研究2、3、学海1)。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如何看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典，是当今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汪征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及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
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型、兼容性与张力。
在新世纪，唯物史观仍是人类的主流思潮之一(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2)。
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3)指出争论双方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所不同的是庞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注重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是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对话以及吸收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理论，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
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
沈长云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同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最尖锐的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赋予唯物史观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范畴的东西当作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何晓明探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史学月刊8)，指出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
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
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
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
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
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着作和论文。
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着作。
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
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
” “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的论文报告一、引言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五、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一、引言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回顾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从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涵盖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
其中，经济增长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传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还探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变迁过程以及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是研究中国向现代工业化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其时间跨度从清末到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和军工企业。
此外，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还包括了工业化政策、工业部门的组织和管理、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多个方面。
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持续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太原铁路车辆厂、天津玻璃厂等。
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所产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自太史公作《货殖传》和《平准书》，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本世纪初由一批接受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但迄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学科基本上停留在资料收集整理和若干专题研究的阶段。
“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潜积力量。
在“文革”后的“科学的春天”，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也勃发出来，经济史一度被视为新时期整个史学发展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社科规划中的史学部分，均把有关经济史课题放在重要位置。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兴趣向文化史社会史转移，但经济史研究仍在发展。
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有所扩大。
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部分的研究力量；后者发展为现在的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和历史所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
一些地方的社科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也成立了经济史的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
老一辈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又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富于开拓精神的研究骨干。
在经济史研究者迫切要求加强联系和交流的情况下，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建立了经济史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
宏观经济 2003(doc)
目录上篇：行业分析提要 (1)基本分析 (1)下篇：行业分析说明 (2)I 2003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分析 (2)一、2003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简述 (2)二、2003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3)三、2004年中国经济分析预测 (4)II 2003年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综述与分析 (9)一、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综述 (9)二、轻重工业发展分析 (9)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分析 (9)四、机电产品生产快速增长 (10)五、能源生产分析 (10)六、工业产品进出口分析 (11)III 2003年全年工业经济效益情况及预测 (12)一、全年工业经济效益分析 (12)二、生产资料效益分析 (15)三、工业行业效益分析 (17)IV 我国全年居民消费比较分析 (18)一、居民消费价格简述 (18)二、分地区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18)三、分类别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18)四、社会消费品零售分析 (20)V 我国前三季度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及分析 (22)一、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展望 (22)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24)VI 2003年上半年三大景气指数走势及分析 (27)一、国房景气指数 (27)二、消费者景气指数 (30)VII 2003年宏观经济发展十大事件 (32)行业预测与分析宏观经济今年我国经济有望增长8．5值将突破11总值预计数，而改在2004年1产总值10．2万亿元人民币为基数匡算，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
2003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以及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来之不易。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9％，创下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高纪录。
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6．7％。
通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到三季度，我国经济基本恢复到了非典疫情发生前的增长水平，同比增长9．1％。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一、引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文主要围绕着1986年至1995年这段时间内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综述展开讨论，旨在全面了解当时中国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二、五个标题1.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向经济学的方向转变，学科定位的确立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问题之一。
本文将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2.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级结构随着近代中国的不断变革，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阶级结构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宏观经济现象，并为我们制定当前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将围绕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阶级结构进行详细分析。
3.财政经济学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财政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将从财政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其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4.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围绕着这一话题详细分析，探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5.城市化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随着现代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
本文将围绕着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当时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五个案例1.《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的出版这本书是当时一部标志性的著作，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建立和学科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明确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近代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多样性。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八）农业经营方式、结构、规模与城乡关系问题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局面。
29]因此，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热点。
新中国农业经济史方面的论着较多。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已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林业》、《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等书。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合编了《中国农村四十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林业部编辑了《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于1991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陈守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全国性的新中国农业史专着：林毅夫撰写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的《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则研究分析了1949年至1989年的农业积累问题。
陆学艺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记实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典型资料。
陈吉元等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区域农村经济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山东省农科院编写的《山东农业发展历程与新趋势》（山东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洪惠良等编写的《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省农村厅编写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河北省农调队编写的《河北农村四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
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与往年大体相同，但是也有值得关注的亮点，这就是生态研究受到了重视，尤其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绩。
传统经济评价唐宋社会经济变迁，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厦门大学举行了“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也举办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直接体现。
在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阎守诚《从唐代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强调，从传统经济的发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从秦汉以来古代社会前期的特点，即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商品经济不够发展，自耕农数量较多；唐后期，传统经济的发展出现带有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特点，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其表现在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赋税制度的变革、经济重心的南移等方面。
中国传统经：齐在发展中受制约，在制约中求发展，这种状况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受到影响。
对明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应当有过高的估计。
韩?N《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复旦学报5)一文，是对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的评论，认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具有准确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
在士族的特点，士族与寒素、豪强、官僚的区分，其向城市迁徙的意义等，均提出了与毛氏不同的看法。
农业农业仍然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
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2)的基本观点是：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发明了畜力耙及牵引软套，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一、研究内容的扩展自1977年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内容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广泛涉及到中外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改革、企业经济史、会计史、银行史、交通史等方面。
这些研究内容的拓宽反映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显示了研究者对发展趋势的关注和追求。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者在研究内容扩展的同时，也在方法方面进行了创新。
例如，以社会历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新方法，透过经济学意义的表面现象，社会历史学可以揭示更深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动。
此外，另一项创新性的方法是考虑了中国特色，例如研究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方式，同时揭示了不同的时期，中国企业业主和经理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历史视角的纠正伴随着研究内容扩展和研究方法创新的是历史视角的纠正。
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被混淆或者误解，而伴随着资料公开和研究深入，一些历史观点和评价被更加客观、清晰地呈现。
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严重减缓，这一时期给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时期。
四、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并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也日益加深。
例如，战争是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研究者从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经济史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五、研究成果的显著提升随着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选择困境、老板行为激励机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转变、会计实务和统计制度的演变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评价。
此外，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案例分析：一、以铁路为例，怎么看待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经济史中的铁路发展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缩影。
中国经济史2003年年会热点问题综述
代经 济史 研究要 开拓 企业 管理 史和 区 域经 济史 研究
领域 , 以便 发挥 更大 的作用 ; 武 力在会 议 总结里则 强
调 20 多年 的改革 开放 , 既为 中 国现代经 济 史研究 提 供了历 史上最 好的机遇 , 也 对 其研 究方法 和成果 提
出 了挑 战 , 有 为才 能有 位 。
赵 梦 涵教授认为 , 新 中国经 济发 展 史上 重 大 的 经济 结构战 略调 整有 三 次 : “ 一 五 ” 时期 为 改 变 旧 中 国畸形 发展 的经济结构 , 为工业 化奠 定初 步基 础 ; 调 整 时期 为 了 纠正 “ 大 跃 进 ” 造 成 的结 构 性 矛盾 , 使计 划经 济走 上健康 道路 ; 改革 开放 新 时期 , 是 为 了解决 “ 文革” 失 误和计划经济造 成 的结构性矛 盾 , 建立 市 场经 济体制 和与 之相适 应 的经 济结构 。
张侃 分析 了 近代 在 华外 资企业 的发 展及建 国初 期 上海外 资企业 的情 况 , 认为 解 放 初期 外 资 企 业在 上海 整个 国 民 经济 中所 占 比 例 并 不 很 大 , 对 外 资企 业 改造 是历 史的必 然 , 中 国政 府 的措施 也是得 力 的 , 但也存在一 些偏差 。
转折 时期 , 对此后 的外 贸发展 产生深 远影 响 。 李 文研究员 比较 了 国内外 劳 动 年龄 、 劳 动 力参
与率和劳 动力供 给状况 , 预 测 了未来 七 年 劳 动 力参
与率与 劳动 力供 给趋势 。
会上 , 董 志凯教授还介绍 了 中国现 代经济史最
新研究 动态 ; 曹洪 军 教 授 和丛 国滋 副会 长还 提 出现
四 、 对 外 贸 易 及 其 他 问题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1978年以来学科发展的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它要求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唯上、不唯书，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借鉴和比较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纵观近现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一不对经济史有浓厚的举和扎实的功底。
马克思的《资本论》建立在对英国经济史深入探索的基础之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建立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
到目前为止，以严中平先生为代表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已经从科研单位到高校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硕果累累的专业队伍。
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则起步迟缓，力量薄弱得多。
除了“文革”以前寥若晨星的个别著作以外，由国家予以关注、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始于七十年代中叶以后。
当时国务院采纳了于光远等同志的建议，由齐燕铭同志直接领导，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筹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由赵效民同志负责。
这就是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前身。
此后，在十余年的时间中，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了对新中国的前身——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的研究。
抢救了一批历史文献资料，形成了一批学术资料书籍和学术专著。
其中专著如《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中国土地改革史》、《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等。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大量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丁•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其中主要成果有：较早出版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陆续出版的马洪、邓力群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各个经济部门卷，中国土地改革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史、农业合作化史等经济史专题著作；较为详尽的有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下限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孙健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中国 繁荣背后的隐忧——2003经济回顾
中国：繁荣背后的隐忧——2003经济回顾赵波物价狂涨的背后——通胀前兆？国庆长假过后不久，与人们经验里的物价回落走势恰恰相反，全国范围内农副产品突发性大幅暴涨，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在短期内猛然走高：10月16日~19日，我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价格突然强劲上窜，平均涨幅40~80元／吨（其中小麦大省河南由1020元~1120元／吨涨至1090~1120元／吨甚至更高）；与此同时，玉米价格出现反季节性上调，华北地区同比价位上涨80~120元／吨；而在安徽，油菜籽和水稻收购价格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20%和10%左右。
粮食的涨价，直接带来了面粉（大米）、油、肉、蛋等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其增幅在5%至40%之间不等。
短期内农副产品如此大面积与大幅度上涨，是自1997年以来所未有的。
有人推测是由于农业歉收造成，也有人认为是人民币汇率潜在浮动引发。
不容否认的是，粮价暴涨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供需关系的转变——粮食专家将粮食涨价归因于粮食生产自有的丰歉周期（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以及粮食供给能力受到抑制；从国际上来看，去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粮食歉收严重，小麦价格暴涨，而今年欧洲粮食严重减产以至于世界粮农组织再次调低世界粮食库存——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油脂市场上大部分主流品牌均以美国大豆为主要原料，中国已成为美国大豆的头号采购国，而美国大豆因夏末的高温干旱天气将大幅减产，其减产幅度远远超过该国农业部门的预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类产品期货因此暴涨，创下6年来新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国内此次食用油价格的大涨。
供求关系的逆转成为这次农副产品价格暴涨的主流解释。
不可避免的，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
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5年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上年或当年粮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我们就不能不极为关注这次粮价暴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这一次粮油价格的全面上涨是否预示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开始？在国内生产资料领域，早在此前，价格已出现不同幅度的涨升，同属四大工业原料之列的钢材、天然橡胶、石油等价格涨幅更是惊人。
2003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综论
总体性论述孙家红《经济史研究散论》(江西财大学报1)认为经济史是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其产生的时间、学科的性质以及研究的取向，都是值得很好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王东《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技术创新论――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新论》(天津社会科学1)认为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础。
郭沂《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6)将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
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阶段。
毕道村、肖翠松《论中西封建时代城乡经济关系的不同性质》(人文杂志2)认为，由于西欧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权与货币权关系截然相反，致使两者城乡经济关系大相径庭。
林文勋《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思想战线3)指出，专卖政策与重农抑商的区别极为明显，二者既表现为实施动机上的不同，也表现为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的不同。
作为封建国家在工商领域的两项基本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二者一直并行不悖的得以推行和实施。
专卖制度和官营商业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重农抑商政策。
梁宏志、曹端波《论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从“长时段”理论进行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3)认为专卖制度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评价其是否阻碍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将其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时段”里进行考察，才能明晰其在整个历史上的作用。
李绍强《论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政策的变革》(历史教学10)认为在封建社会，国家控制工商业是既定国策，但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
姚登权《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滞后的人文思考》(求索2)认为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封建统治者重农轻商的治理思想。
土地制度与产权利用出土简牍研究秦汉土地制度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
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有关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近年来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热烈讨论，其中主要是对明清经济的再评价。
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了讨论。
彭慕兰针对黄宗智的反驳，发表长篇回应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除修正若干数据外，重申他的观点(历史研究4)。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述评了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讨论会中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
国内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
吴承明认为，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的转变，至少有两条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起于市场扩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条是理性化，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
中国在16世纪也有了现代化的萌芽。
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18世纪达于高峰。
但由于理性主义中断，中国在科技和制度改革上已经落后于西方。
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
方行指出经济史学界缺少对服务业的整体研究，论证了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为服务业所形成的市场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市场。
姜锡东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高峰在唐宋元时期，以宋代为最高峰，明清时期虽有发展，但主要是总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这是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标志。
李根蟠认为从经济向广度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看，明清可以与战国秦汉和唐宋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看，从劳动生产率是否相应提高看，明清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
他认为尽管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传统农业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同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机遇。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如西欧那样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是其缺陷之一。
2003年经济形势分析及2004年展望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尽管受“非典”疫情的短期冲击，但仍保持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前三季度，GDP增长8.5%，尤其是工业、投资、对外贸易和金融等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均创近年来新高。
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贷款增速偏快、个别主要物资供给紧张和重复建设抬头等新情况。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过热”论，认为投资高增长，主要生产资料供给紧张，表明经济已出现过热苗头，政策力度要进行适当调整；另一种是“不过热”论，认为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局部领域存在结构性过热的苗头。
事实上，当前我国经济刚刚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不宜“急刹车”，应在总体上继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对局部领域的过热倾向要加强引导和采取适当的微调措施。
展望2004年，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进一步好转，我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宏观调控政策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及预测(一)经济运行从调整型增长向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转折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上半年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呈现“四高两低”的特点：即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和高失业，“两低”即低通胀和低消费。
四大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增长。
一是在新型工业化带动下，结构调整大力度推进，汽车、电子通信、机电产品等行业进入快速增长期，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增长，进而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二是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积极效应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外贸出口持续大幅增长；三是民间投资全面启动，经济自主增长动力明显增强；四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总体来看，经过多年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经济增长正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和企业共同拉动型转变。
在全球生产能力加速向我国转移以及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等因素作用下，在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拉动下，我国经济开始从调整型增长向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转折。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宄综述(1977——1996) 之一1979年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本文试就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以及大家所关注的若干学术问题讨论情况稍作重点评介。
一、主要成就与不足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研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主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明：[1](1)、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激增。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约有6⑻种，其中仅1986〜199 5年这十年间出版的就达500多种，是19 49^1978年这三十年出版同类书数量的5倍多。
这一时期除原有的《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别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三种专业刊物先后问世。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宄所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创办)、《近代中国》(上海中山学社创办)等不定期刊物也相继出版。
这些刊物的创办，大大拓宽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宄论文的发表园地，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繁荣。
这一时期在上述刊物，以及在其他经济类、文史类、社科类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约有50 00多篇，占建国以来本学科发表论文数的9 0%以上。
其中，19 86~1995年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数近40 00篇，约是1949 1978年这三十年间发表同类论文数的6倍半。
在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及台港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的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也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大陆的学术发展。
这一时期有关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成就也很大。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航运、盐务、商务等部门和行业史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满铁、鞍钢、伪满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汉冶萍、裕大华、大生、刘鸿生企业、吴蕴初企业等大型企业史料书，关于旧中国海关、海关锐收和分配统计、清代外债、民国外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南开经济指数资料、自贡盐业契约、张謇档案、盛宣怀档案、自然灾害档案资料等专题资料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冀鲁、晋绥、太岳、太行、东江、鄂豫皖、湘赣、闽浙赣、东北解放区、华中抗日根据地等根据地财经史料书相继出版；不少地方政府及业务部门也组织力量，编纂本地方本部门史志，所出版的地方工商史、农林史、金融史、财政史、港史、公路史、邮政史等资料书更是面广量大，不胜枚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编纂了数十卷通史性资料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2003中国经济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4年2月26日2003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沉着应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多种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严峻困难和挑战，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运行质量明显提高，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取得新成绩；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
一、综合国民经济较快增长。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加快1.1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247亿元，增长2.5%，减慢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61778亿元，增长12.5%，加快2.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7669亿元，增长6.7%，减慢0.8个百分点。
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增长6.9%，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增长6.6%，房地产业增长5.3%。
价格总水平有所上涨。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1.2%。
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1.6%（见表1）。
居民消费价格中，食品价格上涨3.4%，服务价格上涨2.2%。
商品零售价格下降0.1%。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3%。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8%。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
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4.4%，其中，谷物上涨2.3%，棉花上涨35.3%，油料上涨19.4%，畜产品上涨1.8%。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5639万人，增加859万人。
全年有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55亿美元，比上年减少49亿美元。
利用外资继续增加。
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403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1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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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中国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的基础学科，2003年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方面有以下特点：1．随着行政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改革提上日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肯定，本年度增加了对政府管理经济行为历史演变的研究。
2．伴随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十六大”以来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明确，对于社会保障、商业信用、就业与农民土地产权等社会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增加了关注。
3．对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历史作国际比较的成果增加。
4．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现实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
5．近现代经济史贯串研究多了起来。
部分研究单位已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史纳入了近代领域。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于2003年4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
与会学者就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企业管理、对外贸易、投资体制、劳动就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回顾与评价是其中的热点。
一、关于宏观经济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刘国光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关于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的学术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4)指出：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可划分为“一五”、“二五”、调整和“文革”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
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起了作用，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
武力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4)，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
董志凯论述了1953—80年我国计划管理的6个特点，指出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5)．赵梦涵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作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
卫兴华全面回顾和评析了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
吕书正对1956—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国际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认为，1956年中国虽然是一个低收人国家，但是起点水平并不很低，大体属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由于几经曲折和世界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升幅度比较小，大体上略高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赵德馨回顾了2800多年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在1842—2001年的160年间，中间经历40年(1937—1976)的W型衰退期。
其与1—5世纪商业长期衰退的原因根本不同，是人们的主观行为造成的。
1937—1949年是战争行为，1953—1976年是抑商行为，1953年开始的商业衰退与l世纪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开始的商业衰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和平、统一，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强大时期发生的。
麦迪逊关于1820—1992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绝对数有待商榷，但他的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秦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的论文《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中认为，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两个条件下，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俄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
纵向则与民国比较，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
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着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以往同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运用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
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中国的“五年计划”为主线回顾了经济发展历程，但史料发掘和分析尚感不足。
蔡防、林毅夫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研究(一)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匡家在对建国前后统一财经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统一财经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有其内在逻辑。
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
姚会元回顾了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3)，侧重于如何完成“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
迟爱萍研究了新中国第一笔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3)。
李占才回顾了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5)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公营与公营、私营与私营、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各区域之间、各企业内部、出口与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吴景平、张徐乐阐述了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年底约7个月中，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的情况(社会科学(沪)5)，认为其使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体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认识也不够充分。
赵学军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国内保险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从人民政府重建国营保险机构到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经历的三个阶段。
袁宝华回顾了1948—50年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中共党史资料3)。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业化鲁振祥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综述(党的文献4)指出，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问题最受关注的文献，应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
林蕴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4)，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的任务，使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
金冲及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两翼(一体两翼)，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说了新话。
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八个月就生下来了。
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
杨献珍秘书萧岛泉回顾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杨献珍认为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其后果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
武力评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党史研究与教学3)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选择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1)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工业化任务的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李幼斌认为(吉首大学学报3)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原因主要有：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实现积累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
王奇(当代中国史研究2)和孔寒冰(俄罗斯研究(沪)2002．4)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探索中国工业化的体制特征。
认为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
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引进国外技术的经历。
师吉金认为(党史研究资料2)，要使有数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52年的初步建立阶段，1953—56年的形成阶段。
周含华、曾长秋认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政治原因是对资改造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改造的主观动因。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曾康、周志强评论建国初期中共党内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党的文献1)指出，这场争论是具体道路选择上的不一致，原因在于对新民主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
从实践看，刘少奇的主张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农民的愿望。
罗平汉认为(史学月刊2002．11)，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在全国农村展开的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大辩论，是在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估计的前提下开展的。
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范晓春对1957年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再评价(党史研究资料4)认为，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
但是合作化高潮中逐渐偏离了正确方针，造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农民怕提富裕，以穷为荣，谈富色变。
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刘建平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认为，农业合作化既是以资本主义标签否定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又是打破尚在建构中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过程。
(四)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思索李付安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3)“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
这次探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滑向非理性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