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摘要: 《史记》以朴素平实、简洁形象的语言，在“本纪”、“世家”、“列传”中不仅以纪实的方法完成了对历史性事件、人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在实中有机地融入了“虚”——合理虚构的成分，以天才的艺术思维和高明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文学色彩，显示了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历史人物叙述方式，在“史”的叙述中有着浓郁的小说因素，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史记》；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实录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

“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史记》其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于其形成，则是司马迁在“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基础上惨淡经营的成果（《报任安书》），它完成了自上古(黄帝)至汉初(武帝太初)三千年间的历史发展展示，是古代历史的伟大叙述，更是古代历史事件、人物的高超演义。

司马迁还运用了材料的使用和酷文的转换来达到这种“春秋笔法”的创新。

材料的运用中，他力图通过互文法，相互参照，又更是使用了将不再外功，相不在内管的奇特材料安排，把褒贬都突出表现出来，见其运用材料时的匠心独运。

如：蔺相如把功立在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上，却没有多描写其出现在协助赵王处理内政事务上面。

《史记》的叙事具有实录性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叙事上的实录性特征，不仅得到了自汉以来历史学家的肯定, 而且也经历了一些出土文物和文献的应证。

陈直在《史记新证》中说:“太史公作《殷本纪》, 合于殷墟甲骨文者, 有百分之七十。

推之《夏本纪》, 虽无实物可证, 亦必然有其正确性。

如《楚世家》之楚侯逆, 楚王頵, 皆与传世铜铭文相符合，尤见纪载之正确性。

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 即无从参考。

更如《汉兴将相大事年表》，所记立大市、立谷
口邑、立阳陵邑等，皆不见于《汉书》，反与出土古物若合符节。

”历年来的出土文献, 都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记人和事的真实和可信，而《史记》的真实记述又为我们研究出土文物和文献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依据。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 已是无可质疑的了。

《史记》中, 司马迁能跳出当时人们对刘邦一味赞颂的氛围, 冒着丢掉性命的生命危险, 以史家的胆识, 如实地“实录”了刘邦的行迹, 表现出强烈的叙事实录性特点。

司马迁不仅在叙写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时能做到叙事的实录性，而且就是在叙写本朝皇帝汉武帝时, 也能做到“文直、事核”, 坚持叙事的实录性。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史记》中记载汉武帝生平事迹的《今上本纪》已早不存在, 据说, 汉武帝闻司马迁作《史记》, 便下令取景帝及已本纪观阅, 以为
不当, 怒而削去之。

现在《史记》中的《孝武帝本纪》是后人从《封禅书》中截取文字补缀而成。

这一传言虽然不可信以为真, 但《今上本纪》确不复存在, 丢
失得奚侥。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叙写是实录性的，从而才会引来不明不白的丢失。

当然,《史记》中秉笔直书汉武帝的地方还很多,如《平准书》中就直叙了汉武帝发动征匈奴、伐大宛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 司马迁对当时受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红人们的骄奢跋扈、贪纵无耻等进行了揭露和鞭挞, 这也是对汉武帝专横、残暴的如实抨击。

这样的内容, 如果不是尊重事实的实录性叙事, 肯定会遭到删改,甚至会受到封杀, 根本不可能流传至今。

从这一层面分析,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行为、对汉武帝手下的官吏、对这些官吏统治下的社会现象的叙写，可以说是真实的，是实录性的。

司马迁“考而后信”的叙事, 收到了记史很好的社会效果, 使《史记》实现了“文直、事核”的实录性特点，对此，钟惺有很精辟的评价:《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

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 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 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 正其不敢自信处。

盖多闻而能阙疑, 多见而能阙殆也。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 是作史之法。

一部《史记》, 要领尽此矣。

而且司马迁的《史记》在总体方面上，它的构成犹如电影的镜头组接，是最富有意义和表现力的人物、事件的合构。

他在纵向叙述历史的前提下，形成了以人物为叙述核心的个体叙述链接。

司马迁选择了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又进一步精选了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把他们分为不同的阶层——本纪、世家、列传，通过他们的生活、思想、言行对个体予以叙述，实际上每一个被叙述者总是充当了历史的承载者和创造者。

正是这些最有创意和价值的、以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内容的描写，全面地展示了一部由形形色色人物活动构成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波澜壮阔的民族史。

《史记》中有很多的故事表达了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还有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

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这篇故事，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无私的大英雄，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地非常的善良，肯为别人付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

他带领着人们共同治理了九条河流，从而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最大程度的写出了人的力量的伟大。

我还从赵氏孤儿的故事中，看到里面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

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

还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文王和武王。

《陈胜吴广》的故事则是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着奴隶军推翻了秦朝的暴政。

陈胜从起义到牺牲虽然只有六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

还有《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

而较之先秦诸作，它不仅在叙事上而且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

首先，语言的浅显。

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理解与接受。

其次，情节的奇特。

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

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

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分析的,其文学性特点也不是短短一篇文章可以概括的,对其分析仍有很多待于改进的方面,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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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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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英娥：《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年第1期。

[5]赵彩花：《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