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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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人，对近代国际法在中国传播及其影响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国际法输人中国、中国接受和运用国际法的最重要的时期，本文主要讨论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国际法之传人中国，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是近代国际法输人中国的最早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早在广州查禁鸦片期间，林则徐就主动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曾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书籍，其中包括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著名国际法著作《万国法》，摘译了其中有关战争、敌对措施等内容，如封锁、禁运等部分章节，后被魏源收人其所著《海国图志》第52卷《夷情备采》之中，这是近代国际法输入中国的开端。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总理衙门成立，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游历、通商、传教，并把持了中国海关行政事宜，清政府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但中外对彼此法律的了解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的情况。正如恭亲王奕訢等所奏称的那样：“査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黯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m

19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赫德，曾将当时国际法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外交官惠顿的《万国公法》中关于使节权的24节译出，以供总理衙门参考。不久，他得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正在着手翻译这一部著作，便鼓励其完成这项工作。[2](P377)在赫德的支持下，1863年，丁韪良完成了《万国公法》全书的翻译工作，命名为《万国律例》，并向总理衙门呈出《万国律例》4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总理衙门认为书稿“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于是派出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濬师、毛鸿图等4人，“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

不改其意”。⑴w1864年，总理衙门资助该书正式刊印，更名为《万国公法》，这是近代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总理衙门得到300部，凡通商口岸都发给一部，作为对外交涉的重要依据。

此后，丁韪良又相继主持编译了有关西方国际法著作多部。主要的有德国外交官马尔顿所著的《外交指南》，以《星轺指掌》为书名;美国国际法学家吴尔玺所著《国际法研究导论》，以《公法便览》为书名;德国法学教授(原籍瑞士)步伦所著《国际法》，以《公法会通》为书在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成立后，相继出版了一大批国际法相关著作，主要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例》、《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等/«(P44)总理衙门经过频繁的对外交涉，逐渐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它要求中国驻外公使时刻留意公法，中国驻外公使也把学习和掌握国际法知识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清代派遣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认为：熟悉公法为“今日办理洋务机宜之一”。[3](P361>在出使英国之前，他专门向丁韪良请教外交知识和外交礼仪等。此外，清政府还相继派出一些人专门学习国际法知识，如马建忠被总理衙门“派充出洋随员，并令于

各国交涉、公法、律例等事认真讲习”，他“出洋以来，肄习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均经考试取中，领有官凭”。miS37’P37)同时，在洋务派创办的各级学堂中，已经相继开设了一些国际法及其相关课程。如京师同文馆，开设了国际公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开设了外国公理公法、行海理法、外国风俗国政等。m(PI82)这些都有利于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二、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

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对近代国际法的了解逐渐深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以“万国公法”定曲直，认为“公法可恃”一些驻外使节甚至主持外交的亲王、大臣多有这样的认识。如曾纪泽认为：“至于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守，可以保世滋人，谋国家者所宜宝贵也。”薛福成认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认为“公法可恃”的最典型代表是李鸿章。他长期负责外交事宜，倡导遵守国际公法，主张严格按照签订的条约办

事。1875年，李鸿章在与日本公使森有礼面谈时，针对日本使臣认为“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等言论，予以驳斥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lw(#4P34)“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UW(S4’P34)他在《请饬官吏讲求条约片》中要求清政府：“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官讲求条约，先事防维，傥遇有外国官民被戕之事，迅即饬属査明，严缉真正凶犯，勒限办结，傥有任意迁延虚饰等弊，致开边衅，立予重惩，庶期消患未萌，免蹈前辙。”

疑，以致于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面对日本的武力挑衅，李鸿章仍盲目相信国际法，认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

2.认为中国应利用公法规则，保护国家利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驻外公使，他们为中国融人国际社会，并利用国际法规则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薛福成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

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三十年来，日本、暹罗尽力经营，以求附乎泰西之公法。日本至改正朔，易服色，以媚西人，而西人亦遂引之人公法矣。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人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官;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此皆与公法大相刺谬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盖西人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则其悍然冒不韪以凌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矣”;“若势有不逮，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近年以来，使臣出驻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UH(P41?)因此，薛福成曾向清政府建议，“宜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等书，多为刊印，由各省藩司颁发州县。将来流布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nH(P8])再如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