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_国家与儿童发展_美国_德国和日本儿童政策的比较研究_杜亮

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１７卷／第１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ａｎ．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７Ｎｏ．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２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Ｄ００９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作者简介：杜　亮（１９７６—），男，四川射洪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王伟剑（１９９２—），男，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

家庭、国家与儿童发展：美国、德国和日本儿童政策的比较研究杜　亮，王伟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摘　要：儿童政策背后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儿童、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儿童在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均有很高的地位，并且通过完善的法律政策来加以保障。

三个国家儿童政策的实施，均基于家庭是儿童照顾和发展的最主要责任者的理念，国家通过替代性支持和补充性支持等方式来介入家庭中的儿童保护与发展。

三国儿童政策理念对我国儿童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政策；儿童福利；儿童发展；美国；德国；日本中图分类号：Ｇ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１３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６－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６３／ｊ．ｃｎｋｉ．ｊｈｅｂｎｕ．ｅｓｅ．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 在当下中国，儿童的保护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自２０１０年被认为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之后，［１］我国对儿童福利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在２０１３年，我国开始实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２０１４年第二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也开始推进。

儿童福利制度和儿童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美国、德国、日本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儿童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完善儿童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美国、德国和日本来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三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类型特征。

按照蒂特马斯（Ｔｉｔｍｕｓｓ）的分类，美国属于典型的剩余福利模式，德国和日本则为辅助福利模式。

如果按照埃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的分类方法，美国属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之一，德国、日本则属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２］（Ｐ１５－１７），［３］。

这三个国家的福利制度既有共性，也体现出各自的特点。

虽然德国和日本一般被认为是同一福利模式，但是考虑到日本与我国同为亚洲国家，因此最终选择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来进行具体分析。

有学者指出，法律并非是一系列写在纸上的条文，它的背后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作为依托，它本身是一种伦理价值观的肯定与体现。

［４］儿童政策背后的理念，其核心是儿童、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儿童政策的指导理念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历史性。

一个国家现有的儿童政策，往往体现了该国社会和政府对儿童的主流看法和态度，也体现了政府在儿童照顾和发展问题上对家庭、国家责任的认识。

因此，本文将以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儿童政策为切入点，来探讨三个国家儿童政策的理念及其特点。

一、儿童与儿童政策的概念界定“儿童”概念在各国政策法律中没有统一的界定，这主要体现在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上，有时即使在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也存在差异。

如在德国，《联邦德国儿童与少年救助法》、《德国少年保护法》中对儿童和少年的年龄划分以１４周岁为界，即将未满１４周岁的人看成是儿童，超过１４周岁而尚未满１８周岁的人则是少年。

但是在《德国少年劳动保护法》中，这两者的划分则是以１５周岁为界，规定儿童是未满１５周岁的人。

［５］美国和日本多将儿童界定为１８岁以下的人，例如日本在１９４７年颁布的《儿童福利法》第四条中就明确规定，儿童指的是未满１８岁者，该法案中对少年概念的界定与德国不同，日本认为少年是指“从小学就学开始至满十八岁者”，将少年纳入到儿童中而成为其中的一个阶段。

［６］（Ｐ３４０）美国虽然将儿童的年龄上限划定为１８岁，但由于各州的情况不同，因此在对儿童概念的界定中，也考虑到了各州的差异，例如《预防虐待儿童及处理法案》中规定，儿童年龄的上限选择下列两者中较小者的一项：一是１８岁，二是儿童定居的州有关儿童保护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年龄（除性虐待案件之外）。

［７］（Ｐ４９）有数据表明，美国儿童福利的服务对象以“所有十八岁以下者”为主，占到了总数的４２．９％。

［８］儿童政策的概念：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层面总结了儿童政策的概念，［９］（Ｐ２４）认为从广义上看，儿童政策包括了“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儿童的政府策略和政党策略”，尤其体现在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中，这些政策的直接或主要作用的对象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儿童，但是其具体内容涵盖了对儿童群体的相关规定。

从狭义上看，儿童政策则具有明显的对象性，即指专门针对儿童的有关政策，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本文在使用“儿童政策”这一概念时，主要是从广义层面来理解的。

二、儿童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由于儿童的成长性和发展性，因此他们通常被看成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和领导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

在日本，２００５年修订版的《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的第２条中指出，儿童“肩负未来社会的重任”［１０］（Ｐ２５）。

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美国社会把儿童看作是社会的财富。

［７］（Ｐ１４）同是“孩子的天堂”的日本，人们倾向于认为“日本的儿童其本身都是清纯的，儿童时期往往是长大成人之后饱尝人生种种辛酸时希望回归的心灵上的故乡和乐园”，因此日本人往往把孩子看成是神灵一般的存在，并对其倍加爱护。

［１１］（Ｐ１４３）基于这种文化底蕴及对儿童社会价值的认识，几国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福利制度来用于保障儿童的各项权利，并且充分体现了儿童权利优先的原则。

（一）完善的儿童法律法规目前，美国、德国和日本均已有较为丰富的直接或间接与儿童或青少年相关的法律法规。

例如在美国有《社会保障法》、《儿童福利法》、《预防虐待儿童及处理法案》、《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等，在德国则包括《社会法典》、《民法典》、《联邦儿童津贴法案》、《领养法案》、《青少年保护法案》、《（地方）青年人传媒保护法案》、《保护未成年人工作法案》、《职业教育法案》、《少年法院法》、《日间看护法案》、《儿童和年轻人服务的发展法案》等等法案。

［１２］（Ｐ３３２）日本涉及儿童的法律包括《日本国宪法》、《儿童福利法》、《儿童津贴法》、《儿童抚养津贴法》、《生活保障法》、《预防儿童虐待等的法律》、《少年法》、《有关处罚儿童性交易、儿童色情等行为即保护儿童等的法律》等。

这些法规内容涉及到儿童的基本权利、安全、看护、教育、司法等各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体现了国家对儿童地位的重视和权利的尊重。

（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第三条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的原则，［１３］也成为儿童权利保护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纳。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儿童往往被看成是社会进步的希望和动力，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以美国为例，早在１９９０年，国会的一项报告就显示，美国在联邦层次上跟儿童福利直接相关的法案就多达１２７项。

［８］虽然美国并没有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上签字，但在其儿童政策中也较多地体现了儿童利益优先这一原则。

例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ＵＭＤＡ）要求法院在判决监护权归属时，需要优先考虑“子女对住所、学校以及社区的适应性”、“精神的和生理的健康”等。

［１４］（Ｐ２１９）除了提出“子女最佳利益”这一原则，美国的法律还对各种影响这一原则实现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这一原则在各州法律层面也得到体现，有些州对法官在涉及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应纳入考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列举，如《加利福尼亚民法典》第４　６００条规定，法庭在处理离婚案件中子女的监护权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健康、安全、儿童幸福、父母有无虐待儿童的历史、父母子女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这些因素构成了儿童最佳利益的组成部分。

［１５］这些详细的考量因素，表明了对儿童权利保护和成长发展的充分重视。

·７５·三、儿童政策中家庭和国家的角色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重要场所。

一般认为，在历史早期儿童的养育与保护是在家庭私人领域内展开的。

美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政府的影响才在包括儿童政策在内的公共事业（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方面急剧增加。

［１６］（Ｐ１１７）二战前的德国，儿童被视作家庭的一部分，当时认为儿童个体发展的权利可以通过对家庭即主要对家长的及时帮助得到有效的保障，抚养儿童是家长的个人事务，政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干涉。

［１７］（Ｐ１３５－１３８）儿童政策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其作用的发挥必然是对家庭作为儿童养育和保护场所的一种改变和冲击。

（一）家庭是儿童养育与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即使美国、德国和日本都较为重视儿童的福利问题，而且国家和社会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承当相当比例的责任，但是，儿童养育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依然落在家庭身上。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６条规定“照料和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自然权利以及最首要的义务；只有在有教养权者不尽教养义务或者子女基于其他原因而可能堕落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才可根据某一法律的规定违背有教养权者的意愿而脱离家庭”。

［１８］（Ｐ１）日本多部法律都明确了父母及其他保护人是培育子女的最主要的责任人这一基本理念，如在２００３年施行的《少子化社会队则基本法》的第２条以及２００５年修订版的《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的第３条都对此项原则作了说明。

日本在一项关于预防儿童虐待的法律中提到，国家和地方在进行有关儿童虐待预防与保护的干预时，需要充分考虑“促进亲子关系的再融合及其他能使被虐待儿童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生活”等因素，在这一情况下再对实施虐待的保护人采取一定的指导和支援。

［１０］（Ｐ３７）因此有人指出，儿童福利在日本一直被看成是“父母和家庭天经地义的事”，尤其是妇女在这一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更为重要。

［１９］美国的儿童保护政策同样也体现出对家庭的重视，经历了一个“去家庭”到“回家庭”的过程。

最初，美国各州保护受虐待儿童的重要方式是将他们带离原来的家庭，送入寄养家庭。

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公众的批评，人们认为儿童长期滞留在收养家庭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后期于１９８０年通过颁布《收养资助和儿童福利法》（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简称ＡＡＣＷＡ）来减少儿童滞留在寄养家庭中的数量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