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杨百顺人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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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杨百顺人物分析
摘要:《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热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琐碎。每天遇见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说着不同的话。可是,即使生活是热闹的,却碰不到一个可以真正交心的人,心永远是孤独的。文中主人公杨百顺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他的生活充满着变数,却无可奈何,他只能在这孤独中不断寻找,只为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只为说这一句。
关键字:孤独“说的上”改名换姓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体验为素材,通过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两个部分来描写了一个家族穿越百年的历史变迁,表达了底层人民独特的孤独体验。故事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可是当读完它时,心却被深深敲打。这看似只是旧时候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却真实的折射出了现代人荒凉贫瘠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心的荒凉和贫瘠并不是知识或者物质所能填补的,它需要的是能够互相真心相待、坦诚倾诉的心灵伴侣,正如鲁迅赠给瞿秋白同志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
《一句顶一万句》中《出延津记》部分的主人公杨百顺出生在一个卖豆腐的家庭,河南延津人,家境窘迫。杨百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如按照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指出:“卑贱物赖以生存的那个人是个被抛弃者,他(自我)置放,(自我)分离,(自我)定位,因此说他在流浪。”①那么文中的杨百顺则是身体兼精神上的流浪者,是一个悲剧型人物。他是《一句顶一万句》中最具孤独代表性的人物。
(一)只为寻找一位“说的上”的人——杨百顺孤独的原因分析
杨百顺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从杨家庄做豆腐、曾家庄杀猪、蒋家庄挑水,再到县政府种菜,后与吴香香结婚卖馒头,他从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颠沛流离。尽管他名为杨百顺,却事事不顺。在家中与父亲有隙,与兄弟有隔,后与师傅因为物质上老曾的续弦过分地看重物质利益,在分配报酬上相互计较产生了隔膜。杨百顺认识到,靠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的人际关系并非牢固可靠。不久,杨百顺出于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与吴香香结婚,并改名为吴摩西。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并没有达到杨百顺的期望。最后,吴香香干脆和邻居老高一起私奔。《一句顶一万句》的“出延津记”部分从根本上颠覆了父子、师徒、夫妻、兄弟传统伦理关系。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内心孤独的杨百顺总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的上真心话的交心人,觉得哪里都不适合自己,于是他在孤独中寻觅,在寻觅中变得更加孤独。“士为知己者死”,中国过去文化包括着一种对知己的渴求,为求一知己而寻遍千山万水,忍受着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悲观,只由于内心那种全然的孤独,只为寻得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缺乏能“能说得上话的人”,那种全然的孤独便会在内心深处打下深刻的烙印。走远路的艰苦,苦苦寻觅,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句话,这种寻找是孤独的,却并且是炙热的。寻找知己而不行得,但咱们照样踽踽前行在寻找的道路上。孤独既然是一种主观个人体验,可是与中国过去文化中对知己的渴求并且是密不行分的。在作品中,“孤独——寻找——寻不得——孤独”似乎成了一种不行改变的轮回,为了“说话”,杨百顺不停地漂泊寻找,蓦然回首,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于是又陷入了孤独的深渊。他们不停寻找,想要跳出这个轮回,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最后却总也逃但是宿命的力量。“孤独”是引发寻找“说话”的理由,而“说不上话”又唤醒了内心的孤独,主人公一生的漂泊全是在这个怪圈之中,拼命奔跑,却总也摆脱
不掉。中国过去文化中对知己的渴求是使得他们不停寻找的根由,在寻找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品味着人生的孤独。
其次在于杨百顺精神上的匮乏。物质和精神是人类可以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允许,二者缺一不行。相比物质而言,人的生存更必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这种满足和愉悦的获得必要与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必要“能说得上话的人”的“一句话”。“说话”本身并不十分主要,它只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咱们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十分主要的是与谁“说话”,“说话”的对象是不是“说得着”的人。杨百顺喜欢“喊丧”却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同;他缺少小市民的世俗、市侩和狡黠,他内心有着对坦诚、真实的不懈追求,他把结识的朋友都视做知己,可是他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压根不把他当回事,他时常受到奚落、耍弄,甚至背弃;唯一能“说得着”的巧玲在新乡被人拐骗,等等。这一系列无情的变迁使杨百顺失去了精神上满足和愉悦的寄托,就造成了杨百顺精神的匮乏。这种精神的匮乏与他内心孤独感的形成有着不行分割的联系。
这种精神匮乏形成原因还在于杨百顺缺乏自己生存的目的性。数千年来,人们不停在探寻生存的目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的意义安在。生命是一种整个过程,活着是一种存在,虽然不该太过执着于生存的目的,可是心中对生存依然是应有一份追求。假设生存缺乏了目的,那么每天的生活便是一种枯燥的重复,心中便会产生无边无际的空虚感,便会陷入孤独的深渊。无法否认,孤独与生存的无目的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存缺乏目的,终日无所事事,孤独便会在心田开花结果。杨百顺在几年时间内从事过多种行业,他的名字也伴随着职业的改变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到吴摩西,再到罗长礼;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归宿在哪里,就像他无法理解詹牧师劝导人们信教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信了神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他千里的漂泊缺乏目的,缺乏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他只是一片随风飘荡的孤叶罢了。就一般意义而言,杨百顺人生是失败的,他的生存缺乏明确的目的,他的人生因并无实际目的的漂泊而改变,由于生存的无目的性,他的找寻充任了他内心的孤独滋生的土壤。
在杨百顺心里说得上话就能解除孤独感,可是“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知心话难说,知心朋友难找,这是人的孤独的处境。“说话”困难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解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解说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一句话顶着一万句话,为了讲清这一句话,你必须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又需要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刘震云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枝杈蔓生,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个人物后面又套着几个人物的这种文体形态,正是言说困境的体现。世界的繁复和不可穷尽,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的。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我们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找几乎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出延津记”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要寻找的是这一句话,“回延津记”的牛爱国要寻找的也是这一句话,但最终,还得找——在路上,这是人类命定的渊薮。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也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找的无望,最终只能给自己“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
(二)“生存”与“伦理”孰轻孰重的辨析——杨百顺三次改名原因分析
《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个非常值得人探究的细节——杨百顺经历了三次“改名换姓”,即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熟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姓名对于一个人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姓氏”,据文献记载,我们祖先最初使用姓氏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家族或一种身份的标识,姓名不仅代表自己,还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