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然资源配置现状_原因及优化对策

一、引言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时代命题。

要确保新农村建设的成功，问题的关建是寻找一个科学、合理、可行的新农村建设全面启动的切入点，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本文所要论证的是，要确保新村建设的成功，必须尊重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必须从中找到让农民满意的新村建设的支撑点。

即成功的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前提。

因此，河南省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对此进行了全面调查，范围涉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南阳、三门峡、平顶山、周口和新乡等7个地级市的119个行政村。

着重调研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对当前农业资源利用状况是否满意，以及农户重新配置自然资源的意愿。

我们的调研发现，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最首要的命题，不是经济发展、村容整洁；而是在构建农村社保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重新配置新农村建设资源。

但是，从调研看，河南省新村建设的示范点，没有一家是从自然资源配置的视角去构建新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基于启动资源配置对新农村建设成败的价值，本文在论述河南省新农村建设资源利用的新情况、新问题基础上，着重调查了广大农民对重新配置资源的意愿，以期为各地的新村建设提供科学决策。

二、新农村建设自然资源配置现状及原因1、农地细碎化局部加深，土地流转无法缓解细碎化。

耕地细碎化造成农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一方面，耕地细碎化导致耕地闲置、粮食减产。

据估算，细碎化浪费了河南5% -8%农地。

如果不存在耕地细碎化问题，那么河南粮食每年将增产6%-10%。

相反，土地细碎化造成每年粮食减产近500万吨。

另一方面，农地细碎化导致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

耕地细碎化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现代化发展。

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认为现行土地制度不利于农业现代化。

40.59%的农户认为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业现代化，30.00%的认为基本适合于小机械耕作；仅有28.82%的认为有利。

因而，调整土地制度成为克服资源配置低效率，农业现代化滞后必要选择。

至于耕地细碎化的原因，有人归结为人口增加，有人认为是流转滞后。

事实上，不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只是假象。

例如，在河南省，2007年，每户承包土地约8.47亩，每户承包地平均为8.2块；而到90年代中期，户均规模为8.35亩，每户平均为9.7块。

因而无论从承包面积还是从地块看，土地细碎化继续存在。

此外，土地流转无法克服土地分割。

例如，罗山县一家3口人的农户共耕种7.6亩，自家承包份地8块近4亩，转包地5块3.6亩，共13块，最大的1.8亩，最小的约0.2亩。

因此，土地流转只是扩大了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并没有消除耕地细碎化造成土地经营的分散现象。

若没有外界力量推力，即使存在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克服土地细碎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此外，尽管单个农户意识到土地细碎化的危害，但是土地调整的巨大成本，压制了土地流转创新，引发为土地长期细碎化。

2、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耕地撂荒更加隐蔽。

土地细碎化只是人地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土地细碎化还会派生为土地撂荒。

根据河南省农业生产力水平，有关专家推算，每户经营1.3公顷的土地可保本，经营2公顷的土地才有钱可赚。

据此计算，河南省现有耕地733万公顷（2004），仅需要367万高素质劳动力。

现在河南省农村有劳动力1800万人，这意味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1000万。

一方面，过剩劳动力的存在造成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人地矛盾紧张；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流派生出耕地细碎化后的撂荒。

调查发现，42.35%的农户认为存在隐性撂荒；11.76%农户说有显性撂荒；13.73%的农户认为仅存在显性撂荒；32.16%的农户认为无耕地撂荒。

因此，耕地资源配置的现状是：一边是因农户家庭劳动力短缺而造成耕地的隐形撂荒（复种指数降低）；一边是土地流转滞后诱发的纯农业家庭人力资源与机械闲置。

面对耕地闲置与短缺的悖论，理论界有不同认识。

一观农村自然资源配置现状、原因及优化对策*◎郑国强摘要：本文以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优化配置课题组的４０８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结合９８次乡村干部访谈材料，试图客观、全面地描述、论证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河南省自然资源配置的现状，分析原因，进而提出新农村建设中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措施和路径。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配置新农村建设*基金项目：河南省２００７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新农村建设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编号：２００７－ＢＪＪ－０１５），平顶山学院青年基金启动项目。

38--点认为，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引发了资源浪费；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增加诱发了耕地细碎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工荒”引发了耕地撂荒。

从资源配置现状看，耕地撂荒有时代特征，一是从显性撂荒向隐性撂荒演化，二是土地撂荒蔓延。

基于这种感性认识，多数农户认为，耕地撂荒强度可能与政府干预强度相关。

的确，虽然政府干预减少了土地的显性撂荒，但诱发了耕地隐性撂荒。

尽管人们把显性撂荒归结为气候因素，把隐形撂荒归纳为政府行为。

事实上，在没有政府干预条件下，耕地撂荒主要表现为显性撂荒；若存在政府干预撂荒，民工家庭为了维护土地的使用权，他们会采取对策规避政府强行流转承包地的措施，从而造成隐性撂荒。

从治理国土的角度看，杜绝显性撂荒比较容易，根治隐性撂荒比较难。

另外，从动态看，耕地撂荒的周期与城市经济繁荣周期正好相反方向。

城市经济繁荣，农村耕地撂荒加剧；城市经济萧条，耕地撂荒减弱。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了土地撂荒；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才是造成撂荒蔓延的罪魁祸首。

无论那种原因，耕地撂荒都与利益机制挂钩。

从现有的资料看，的确没有人从利益比较的视角研究土地配置。

3、土地流转速度缓慢，经营创新悄然进行。

土地流转低收益、高风险制约了传统农业区土地流转。

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坚持市场原则，以利益最大为导向；在传统农业区，土地流转信守亲情原则，以双赢为目的。

例如，在罗山县对22户土地流转户调查发现，仅有1家按照市场原则收取地租，其余的土地流转皆在直系血缘的大家庭中进行。

例如，子田父耕、弟田兄种、孙播爷收是土地流转的常态。

对此，有学者从文化视角分析了这种现象，但是，在文化观念的背后，土地流转的零地租是一种低级形态的资源配置模式。

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租种土地微薄的收益与血缘亲情使土地流转户难以启齿索取地租；另一方面，多数承租户主动承担了出租户的部分家庭义务，并规避了土地被政府强行流转的风险。

例如，代理流转户照料家产、招待亲朋来往。

无论如何，耕地在家族内部流转受到农民青睐。

从土地流转经营的路径看，多数学者提出的公司加农户、股田制、集体农庄等经营模式并未受到农民欢迎。

可是，多数农民认为，土地流转的理想模式依次是，首先从家庭小农场过度到家庭大农场；再从家庭大农场发展到家族农场；最后产权清晰的股田制才是农地流转经营的最后发展阶段。

渐进式的土地流转之所以受农民欢迎，一是多数农民担心政府强制的流转耕地会失去承包权；二是土地在家族内部流转既避免产权纠纷，又维护了家族利益。

虽然近半数农民坚持基本土地制度不变，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没有变革土地制度的需求。

我们的调查发现，新一轮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例如，河南省罗山县泗淮村出现了耕地“轮作制”。

土地轮作制是当地农民在不改变土地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利用土地规模经济与集约经营优势，从而直接流转劳动力、间接流转土地的资源配置模式。

其特点是，农民把细碎化的小块荒地重新连片复垦，或者把显性抛荒地重新集中，按每户份地多寡，依次按年轮作。

若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经营户按期依次延包。

在轮包期内，经营收益坚持胜者独得，其他农户则长年外出从事非农业收入。

虽然轮作制部分克服了土地细碎化问题，集约经营了农地，增加了农户收入；但耕地轮作制是一种短期契约形式，不利于土地长期养护和农业现代化。

此外，“土地轮作制”，也是在没有社会精英参与条件下，农民自发进行的一场资源配置的草根改革。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不仅远离了主流社会，而且是小农经济无奈选择。

4、农宅民房出现荒芜，传统自然村落衰败。

农民工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结果，民工的长期外流造成民房民宅荒芜。

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是，一边是自然村民宅的荒芜，一边是新的民宅继续扩建；一边是卖房者无人买，一边是购房者不敢买；一边是新兴居民点迅速崛起，一边是传统村落的衰败。

调查发现，尽管65.2%农户认为有少数民宅抛荒；但是有16.4%的农户认为是普遍现象；只有18.1%的农户认为没有民宅荒芜。

尽管民宅荒芜由打工先富者、经商致富者、求学脱农和自由职业者脱离农村造成的，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民宅荒芜、村落衰落具有长期性、全局性。

因此，构建农村房地产交易市场，不仅是建立节约型社会需要，而且减少了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成本。

至于造成村落萧条的原因，其一，部分农村居民搬迁到乡村公路、小集镇定居。

其二，农村福利院兴起，加速了鳏寡老人的房屋报废。

其三，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制约农村房地产交易市场发育。

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地产交易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集体组织外农户无权购买。

其四，政府公共工程建设也导致自然村集体搬迁。

例如，修路、江河治理造成村落空心化。

尽管致富脱农是造成农村房舍荒芜的外在原因；但农宅产权不清、房地产市场狭小是造成民宅荒芜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在土地公有背景下，民宅荒芜内核是利益博弈，若无合理利益补偿机制，农民也不愿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5、林矿水资源向大户集中，公有产权难防资源兼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公有产权能够防范土地兼并，私有产权是土地兼并的罪恶之源。

最新的宪政经济学表明，资源兼并与产权无关，而同司法公正高度相关。

在一个司法不公政治不清明的社会，公有土地最先被兼并，而私有产权次之。

在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公有产权下的资源难逃公地悲剧，而私有产权下的资源得到良好利用。

我们的调查发现，除耕地外，农村林矿水等资源有向大户集中趋势。

调查发现，29%的农户认为会出现大规模兼并，27.8%的农户认为不会兼并，42.6%的农户说不清。

尽管这些资源在农村的总量有限，但因超额收益成为人们逐利的焦点，并且向强势家族集中。

从经济资源承包主体看，家庭人力资源优势决定了家庭获得自然资源优势。

26.27%的农民认为被人丁大户承包，28.82%的认为被干部家庭承包；25.18%的认为被乡村名流承包，仅18.51%的认为被普通农民竞价承包。

因此，在农村自然资源的配置中，一个家庭拥有社会资源禀赋的多寡、质量的高低，决定了该家庭直接、间接获得集体经济资源使用权的能力。

例如，一个人丁兴旺家庭利用人脉关系，拿“胡萝卜加大棒”，从而为家庭攫取更多乡村资源；一个拥有官方背景的农民，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至少会掌握资源配置的话语权。

从获得经济资源承包方式看，46.08%的人认为靠关系才能承包经济资源，28.04%的人认为仅存在形式公平，认为真正体现39--机会公平的承包仅占2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