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电影大片字幕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电影大片字幕翻译的影响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电影大片传播的方式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传统电影大片的传播主要是以国家为主导，通过引进、译制、发行等步骤来进行传播的，因此传播的周期较长。

而今，任何一个人只要通过登录互联网就可以即时收看到最新的原版电影大片。

传播速度的加快对于电影大片翻译活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传统的电影大片翻译以配音为主，如今的翻译则以字幕为主。

传统的翻译是以国家为主，如今的翻译则以公众为主。

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翻译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翻译主体的转变，更是一种翻译意识形态的转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正是由于翻译过程中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使字幕翻译呈现出传统配音翻译所没有的多元化、大众化、娱乐化的趋势。

诚然，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准确性原则，但是翻译的准确性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技术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其对字幕翻译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电影大片字幕翻译的意识形态
我们首先来看现代翻译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审视意识形态对于现代翻译的影响。

翻译和差异性密切相关，这种差异性首先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上。

翻译是一种处理方式，改进或是改良，它必须要面对意识形态。

翻译的目的是转换，从一种意识形态转换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消除一种意识形态使其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将一种意识形态移位到另一种意识形态。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跨越。

现代翻译主要有三种概念。

首先是作为解释的翻译。

解释的翻译就是为了要澄清、说明和启发。

意识形态的差异极为广泛而又模糊，难以理解。

因此作为解释的翻译，就是对意识形态进行解释、澄清和说明。

其次是作为改编的翻译，翻译是一种改写，改编，一种对于原文精神的传递，不是复制，不是粘贴，不是简单由一个词转变为另一个词。

意识形态不能够原封不动传递，即便是最为伟大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译作与原作总是会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够减少，而不能够消除。

最后，作为改进的翻译。

这种译者对于原作呈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但这种傲慢是合理的。

一个伟大的译者是近乎于神明的人，翻译自古以来就是神明的工作。

翻译是一种僭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力，就必然存在着超越，超越作者，超越文本，超越原始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种翻译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翻译活动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公众化、娱乐化的趋势。

二、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电影大片字幕翻译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意识形态被屏蔽、被过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这样一个直面意识形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去翻译呢，准确地说，如何去解决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差异呢？首先，意识形态的翻译是一种伦理活动，这种活动不是任意的，它需要译者承担起一种责任。

在翻译的伦理学中，翻译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规划，这意味着翻译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即便是一个古老的文本，今天的人们仍旧可以将其翻译成一个全新的著作。

正如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在巴迪欧的笔下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的翻译。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受到原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

其次，意识形态的翻译是一种有限度的翻译，原文的特质需要保留。

一个完美的译本，既能够充满异国情调，又能够让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它来自于异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化了，读者看不到它，但可以感受到它。

再次，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带有自由的翻译。

译者无疑是要服从于文本的，但是这种服从是有限度的服从，是一种服务性的服从，它是一个侍者，但不是奴隶。

译者不能屈服于原作，因为译者还要面对读者，译者不能够代替读者做出选择。

因而没有翻译的自由，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翻译。

依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实践存在着一种操控能力。

但是，这种操控关系不是单向度的。

近年来吉登斯对于话语权力理论深度分析后发现，
权力控制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操控翻译的时候，也被翻译反操控。

意识形态试图决定翻译的结果，但翻译本身却在改变意识形态的形式。

因此无论是影视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原理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