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先生

柔石先生
柔石（1902－1931），姓赵，名平复，浙江宁海人。

1918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参与组织杭州“晨光文学社”。

毕业后在浙江慈溪任小学教员，1925
年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年底回浙江镇海中学任教。

1927年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育局长。

1928年因参与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和鲁迅等组织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并参与了《语丝》的编辑工作。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左联，任执行委员，继任常务委员及编辑部主任，编辑《萌芽月刊》等。

当年曾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发表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

1931年1月被捕，2月7日晚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205]鲁迅曾作《柔石小传》纪念他。

1925年柔石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疯人》，内收《疯人》、《前途》、《无聊的谈话》、《船中》、《爱的隔膜》、《一线的爱呀！》。

这些小说多带有自传体色彩，反映了作者愤世嫉俗，苦闷彷徨的思想状况。

1929年柔石创作了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经鲁迅推荐，由北新书局出版。

小说分为《未成功的破坏》、《冷冰冰的接吻》上、下部。

故事发生于1925年秋，小说描写贫病交加的青年知识分子朱胜瑀，生命最后8天的变故与心理，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忿懑、苦闷的时代病。

小说结尾朱胜瑀服毒自尽，希望把可怕的病菌和旧时代一起埋葬，借此象征旧时代的死亡，新生活的开始。

同年，柔石还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中篇小说《三姐妹》和《二月》。

《希望》收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所作短篇小说14篇（《生日》一篇为1924年作），另有总题为“人间杂记”的速写14篇。

作者开始将笔触指向统治者的虐杀与暴政，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苦难深重的劳动妇女身上，申诉下层劳动者的悲苦与不幸。

1936年，四川女作家罗淑发表了一篇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题材相仿的短篇小说《生人妻》。

《生人妻》叙述的是四川沱江上游一对以卖草为生的年青夫妻，在外来户挤压，熟识的乡邻纷纷背井离乡后，生意日渐清淡，难以为继。

男子听从九叔公的劝告，决定放妻子“一条生路”，把她卖给了胡家堰塘的自耕农胡大。

直到约定行期的那天晚上，妻子才得知丈夫的决定；不从，与其争吵。

丈夫破例没有对妻子大打出手，而是将一支暗中赎回的银发簪交给了妻子。

妻子理解了丈夫的苦衷，毅然从命，被一乘小凉轿连夜抬到了胡家。

抬轿人之一是大胡的弟弟小胡，一路上便对女子产生了邪念。

到胡家后，女子被命和大胡举行婚礼，因强饮对杯酒，失手打翻了酒杯，溅污了大胡的衣衫，遭到打骂。

婚礼后大胡醉酒，女子一人独坐卧房，小胡乘机欲行不轨，女子慌忙出逃，半路跌入山崖。

天亮后回到自家，丈夫已因其逃跑被人抓走了。

应该说，《生人妻》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相比，主题内涵、创作风格并不一致，但展现旧中国贫苦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却有其一致性。

小说发表后，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重视。

作于1929年1月的《二月》是柔石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鲁迅曾为之撰写《小引》，推重作者以“工妙的技术”塑造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

”，同时“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

读者可“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206]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
鲁迅再次称誉“柔石的《二月》……总还是优秀之作”[207]。

小说主人公萧涧秋是一个游离于大革命洪流之外的软弱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始终与腐旧势力格格不入，在庸众中保持着孤高狷介的姿态。

大革命进行中的某年（约1926年）初春二月，萧涧秋应朋友之邀来到浙江沿海小镇芙蓉镇任教，他想象中的芙蓉镇是一个“世外桃源”，打算来此过几年清心寡欲的生活。

客船上偶遇战惠州阵亡的革命军烈士李某的遗孤文嫂一家，来镇上后又得知这一家孤寡生活无助的凄惨景况，遂产生同情之心欲给以帮助。

课后萧涧秋以李某友人的身份前去文嫂家探望，商定照顾并资助其女儿采莲上学读书。

不久，他的这一举动即遭到流言的攻击，使文嫂和他自己陷于难堪的境地。

朋友、校长陶慕侃的妹妹陶岚是惟一理解和支持他的人，两人产生了深深的恋情，这又遭到正苦心追求陶岚的花花公子教员钱正兴的妒恨。

为了照顾文嫂一家，他曾想实行“牺牲主义”，割弃与陶岚的爱情而去同文嫂结合。

而文嫂却因承受不住身心的压力，也为了成全萧涧秋与陶岚而在其幼儿病亡后上吊自尽了。

当陶岚大胆地追求萧涧秋时，他又以奉行“独身主义”为由拒绝了她，并决定悄悄离开芙蓉镇，借口到女佛山观光后去了上海。

小说中的萧涧秋是一个多重的矛盾体，他并不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冲锋陷阵的能力，却是一个与世故人情格格不入的人。

面对一个“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一意“寻求安静”而满眼是“不安的大苦痛”。

鲁迅说：他是“冲锋的战士”。

他的所作所为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给了“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竟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扎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208]他是这个社会的异己分子，并不能在这个社会的腐旧势力的合围中立足。

在别后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

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

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

”这也还是一种徘徊犹疑的表示。

柔石的《二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左翼小说，虽然小说格局和人物塑造上有其理想主义的意味，但并无任何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

小说的主要目标在批判现实。

既有政治批判，又更多道德批判和文化批判。

在萧涧秋身上充满着近代知识分子舍己为人的道德理想，而在陶岚身上，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在支配着她的行动。

这都表现了作者思想中的理想主义。

其他，一面是“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一面是“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加上芙蓉镇死气沉沉的社会，从正反两面衬托且成就了这一对理想主义的英雄。

从这个意义上看，《二月》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亦有其明显的不足。

在刻意营造一种诗意的叙事氛围的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较多地融入了个人感兴，因而缺乏生活的本色和厚重；人物形象亦难免类型化，某些形象塑造显得不够真实。

1930年创作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1934曾由英国人马丁·劳伦斯编入《中国短篇小说》，美国人斯诺将其收入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从而使柔石成为一位产生过国际影响的现代作家。

小说描写了浙东一带农村的“典妻”风俗，发掘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性及人性的悲剧意蕴。

贫苦农妇春宝娘被贩兽皮的丈夫以一百元的身价典当给当地一个年过半百的秀才，三年内要为秀才生个儿子。

秀才因结发妻子不育，又不允其纳妾，只好选择典妻的方式来传宗接代。

农妇被迫丢下五岁的儿子春宝来到了秀才家里，一年后怀孕，第二年
秋天为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

三年典当期满，秋宝与农妇亦已骨肉难离，秀才亦想续约两年。

秋宝周岁时农妇丈夫却来告知春宝病重，激起她的忧心。

秀才见她念子心切，便决定不再收留她，将她驱遣回家。

回到家里，儿子春宝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已不认识她了。

在这样一件业已习俗化的平常事件中，小说揭示出，旧中国传宗接代的强固观念使广大妇女变成了生物性的生儿育女的工具，这是一种文化痼疾。

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天生处于非人的地位。

不仅走入家庭的妇女只是生育的工具，刚刚来到人世的女婴尚可被随意虐杀——农妇的丈夫就曾在其出典前一年亲手将她刚生下地的女儿活活扔进了装满沸水的木桶。

秀才的大妻也因为没有生育儿子被迫容受丈夫亲近别的女人，视之为天经地义。

因此，一个女人能否生育（特别是能否生育儿子），是其能否获得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显然，这种文化的痼疾也是人性的悲剧。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并未有意识地渲染其中的阶级对立，而是真实地写出了受封建宗法观念制约的人的伦理意识如何束缚了人的情感意识：虽然贫穷是农妇被出典的主要原因，但农妇并非不留恋秀才家庭的富裕生活，更难于割舍与新生儿子的血肉关系，秀才也并非不体恤农妇。

农妇最终被逐离主要在于她无法割舍和亲子亲夫的情感关系，而让秀才起了妒心。

这所表现的主要并非阶级对立，而是情感与文化（道德）的对立。

《为奴隶的母亲》的写作风格亦不同于《二月》，叙述平实，描写质朴细腻，人物形象丰满生动，表现了作者朴素的现实主义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