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长留天地间》——廉文荐读

《清风长留天地间》——廉文荐读
腐败，是人类权力史上与生俱来的痼疾，也是国际普遍关注的社会话题。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为官清廉、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清官，至今为人传颂。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以明智。

那么追寻清官的心路历程，在他们悲壮与悲怆兼有的经历中，或许能找到造就官吏清廉自守的若干历史规律，从而启发我们今天如何建设廉洁文化，减少贪腐现象的发生。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小红著的《中国反腐败史话·清风长留天地间：清官的悲怆历程》给笔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全书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前人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下来的重要遗产，忠于历史、追求真实，以史为鉴、雅俗共赏。

在这些清官中，最让笔者感慨良深的是“四知”却贿、清白传家的“弘农杨氏”杨震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南包公”海瑞。

封建社会，贪官污吏盛行，官场上贿赂成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但也有个别官吏，为官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不同流合污。

他们的品格历来为人们所景仰，他们的事迹千百年一再被人们传诵，”杨震四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段佳话。

杨震，东汉时华阴人（即今陕西），家贫却学识渊博，人称”关西夫子“，以教书为业，直至五十多岁才出外做官。

其为官，一向廉洁不贪，且敢于“同腐败作斗争”。

当时汉安帝乱用公款民财供他个人享受，甚至大兴土木，给他幼时的奶妈盖华丽的宅院。

满朝官员附合者甚众，唯杨震敢于上书加以劝谏，即使为汉安帝不喜、为群臣所嫉恨也不在所不惜。

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先曾做过“荆州刺史”，旋即调任“东莱太守”，在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当地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举荐的官员，听说杨震到来，当即准备隆重接待。

到了晚上还悄悄拜访杨震，并且带着黄金十斤作为赠礼。

可是杨震立即不讲情面地拒绝了，痛心地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还道他不过是假客气，故意推让，便笑嘻嘻地说：“暮夜无知者。

”谁知杨震更生气了，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羞愧万分，只得带上原封不动的重礼，狼狈不堪地回去。

这则故事千载之下读来，依然感觉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关键就在于杨震针锋相对的回答，表明了一种操守、体现了一种人格、展示了一种襟怀。

“杨震四知”的警语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的某些“人民公仆”，论廉政却比不上这位封建官吏，其思想境界、道德水准、为官清正程度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那些时有曝光的“贿选丑闻”、“跑官卖官”者，大都以为行事隐蔽，“暮夜无知”，因此心怀侥幸，贪婪无状。

但其实，“欲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一则反腐败力度加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纪违法者终究会受到追究；二则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老百姓心里也有杆秤。

更重要的是，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也必然内心惴惴不安，深受良心的谴责。

可见，“天知地知”是他律，“你知我知”是自律，为官者常思“杨震四知”，见贤思齐，必然对反腐倡廉，廉政自守大有裨益。

否则，自以为暮夜无知，像许多落马的官员东窗事发后再来忏悔反省，则无论多么深刻诚恳，也只会令人感到可悲又可叹。

杨震就这样因为清廉自守而清史留名，而说起清官，就不得不提到有明一代的海瑞，他的名字可谓震古烁今，足以与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清官相提并论。

他不但生活清苦俭朴，为官两袖清风，而且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冒死谏诤，称得上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

海瑞自号“刚峰”，特重个人节操，鄙视荣华富贵。

在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之职时，当地长官至儒学上香，左右教官皆跪迎，独海瑞长揖不跪，引起轰动。

就职淳安县令时，他以身作则，饭粝羹藿，俸薪之外，分文不取，隆冬之际仍服一袭破敝的单衣。

当时来往官员路过，必以各种方式索要财物，海瑞一反常规，从不招待，不惜得罪权倾一时的朝臣。

嘉靖四十四年，海瑞把仅有的二十两银子托付给交往甚密的一位官员，冒死上著名的《治安疏》，直指世宗种种过失，言词激烈，世所罕见。

虽然得以幸免于死，但被关进监狱。

直至世宗驾崩才得以复出。

后来他到应天府赴职，单车入官署，其清廉如此。

当地豪门大族赶紧将来赭红色的大门漆成黑色，韬光养晦，生怕招惹海瑞。

万历十五年，74岁的海瑞卒于官舍，其行囊中仅有俸银八两，葛巾一端，旧衣数件。

海瑞的清廉节操，使他的道德声名到达了巅峰。

他的去世在南京掀起了哀痛的浪潮。

据说当丧船行至长江之上时，身穿白衣冠，为海瑞送殡者夹立于两岸，长达百余里。

但是，海瑞“不怕死、不爱钱”却在官僚阶层中引起非议，其刚直廉洁的风范使得整个官僚阶层自惭形秽，从而让其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由于他过分追求道德完善，并固执地将道德与世俗人情相对立，苛责他人，这是极不现实的。

所以与他的道德建树相比较，其仕途可谓坎坷不平，一生多蹇，皇帝与权
臣对他的态度是名扬实抑，根本不予重用。

若论匡时济世的功绩，同时代的大改革家张居正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张独断专行，生活奢侈，有结交宦官，贪污受贿之嫌，于道德有亏，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海瑞身怀治国安邦之志，但仅仅“立德”，而未“立功”，反被视为“异类”，这是海瑞的现实困顿，也是其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这样的清官还有很多，在腐败成风的社会现实中，清官历来尤为人们敬仰。

直至今天，仍有不少人把澄清吏治，救民水火的愿望寄托在一两位清官横空出世，树立楷模，从而扭转风气。

其实这是相当靠不住的。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虽然推行“官本位”，号称“学而优则仕”，而且“做官”与“发财”往往联系在一起，但官员的薪俸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根本矛盾是正常的报酬无法维系与其官职与身份相应的体面生活以及一家老小、仆役的生存需要。

更有甚者，官还有薪水，吏却常常无薪可拿，故而官场上贪污受贿成风，腐败盛行，渐成惯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按正常薪俸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统治者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所以，类似一般京官受收地方官员“冰敬”、“炭敬”居然形成了“制度”和潜规则。

众多贪污受贿的官员中，虽然偶尔出现个把杨震、海瑞似的清官，终究无补大局。

你清者自清，他浊者自浊，无法从根本上和制度上保障官员廉洁奉公。

建设廉洁，其中官员的廉洁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毕竟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吏体制，一切都是空谈。

可直到今天，官员的廉洁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少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纷纷落马，案情触目惊心，反腐形势非常严竣。

从历史的教训来看，根本的解决办法，除了官员自律，提倡清廉自守外，还要加强包括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层级、全方位的督促体制的完善，形成强大的“他律”，让官员不能不廉洁。

而从制度上根本加以约束，则是最为关键的，即一方面从源头上控制，确保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官员队伍，实现“高薪养廉”，使得从政的杰出人才获得相当的待遇，至少不致于因生活困顿而作奸犯科甚至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加强监督考核的淘汰机制和惩罚机制，一旦发现官员不廉洁行为，立即从严处罚并驱逐出去，加大其不廉洁成本，让其因代价巨大而不敢触犯，否则会因触犯法律政纪而受到严惩，并且丢掉其优渥的待遇而得不偿失。

目前，广东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财政收入充足，具有“高薪养廉”的物质基础，因此，提高官员正常收入，同时建立官员自律与他建相结合的机制，从制度上根本上杜绝贪腐势在必行。

总之，与其寄望清官偶出，以个人的力量端正风气，不如建立“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廉洁体系，并且从制度上确保官员待遇优渥，遵纪守法，做一名合格的“公仆”，这就是读清官的历程这本廉洁图书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