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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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漫（１９７５一），女，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万方数据
第１０期
吴漫：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
４９
门撰述了《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对３８０多种典籍进行了详 细考订。王应麟这种严谨考证的思想不但为后人树立了榜 样，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考证的范围，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直 接对清代众多的书目考证之作，如张尔田的《汉书艺文志举 例》、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 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科学的考据方法 其一，比较法。王应麟的考据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 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记载的差异性为突破口 进行考订，例如指出《秦本纪》“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
所考率切实町据。良有由也。”…卵蚴’实为中肯之言。
一、广博的考证内容 王应麟于考证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直至朝章国 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等传统内容外，更为注重对前人注文 的纰缪、史料的不足、义例的妥否以及书目著作的失实等也 进行了深入考究。 其一，对前人注文的纠谬。王应麟不盲目信从他人注 文，对前代及当代之注总能审慎考证，发现并纠正了许多错 误。如《凼学纪闻》卷２《书》中，纠阮逸注之误：“《中说》薛 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 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 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又如，该 书卷１２（考史》：“《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 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 章。《索隐》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２１
王应瞵（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又称厚斋 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都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 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 取得ｒ巨大成就。其中《困学纪闻》作为体现其文献学成就 的代表之作，不仅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而且赢得了后人的推 崇。本文拟就《困学纪闻》在文献考据方面的价值作以分析。 王应麟治学，重视对史实的考证，这在《困学纪闻》中表 现突出。《困学纪闻》凡２０卷，除卷１ｌ至卷１６专为考史外， 其他各卷也往往涉及考证内容。在具体考证时，王应麟灵活 运用多种考证方法，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经史百家、诸子 文集中的讹误之处做了精审考证和纠谬。对此，四库馆臣称 赞说：“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 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诋以空言。……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２００８年ｌＯ月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０１．２４
Ｎｏ．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８
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
——以《困学纪闻》为例
吴 天
漫 ７更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南宋学者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考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困 学纪闻》是王应麟晚年碎金所成。该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考据学成就。 关键词：王应麟；考据学；《困学纪闻》
者沈括在转引史料时粗疏致误‘２］‘唧’。
其三，钩稽法。除了求源法，钩稽考订也是王应麟常用
万方数据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之事为依托。 其二，以时间推算考证。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３（考史》 “致堂论马援”条： 致堂论马援日：“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 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 后，防未然之说，非也。 南宋学者胡寅在《读史管见》中评论东汉名将马援说： “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 任。”王应麟据《后汉书・马后纪》记载，马后人太子宫，时在 马援死后，从而判断胡寅“防未然之说”是错误的。 再ｉｎ（困学纪闻》卷ｌＯ（诸子》中： 《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 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菜子谓予思日： ‘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 《汉・艺文志》：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当从《国策》。 王应麟根据“老莱子与孔子同时”，而子思为孔子嫡孙， 以时间逻辑判断，当从《战国策》。 其三，以产生较早的史料为据考证。王应麟认为越早的 记载越接近事实，越为可信，这是王应麟在比较史料中的信 古特点。例如王应麟考《史记》之误。《史记・齐世家》记 载：“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 淄。”王应麟引《诗正义》说：“《诗・燕民》云：‘仲山甫徂齐。’ 《传》日：‘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 姑，迁于临淄。’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淄，与《世家》异。毛公 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２Ｊ（备“’ 其四，利用避讳考证。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３《考史》中： 梁武帝日：“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日：“顺天 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 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 袭其误。” 此条就是王应麟根据梁武帝避其父讳“顺之”的道理进 行的考证。 又如，该书卷１４（考史》中：“《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 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事占六年《制策》：钱谷，大计也，韦贤之 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王应麟所运用的具体的考证手段，还不仅上述诸种，因 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王应麟之所以于考据学领域屡有 发明，利用多种考证手段，这与其博学密不可分。正因其博 学，所以能够将经学、史学、目录学、地理等各门学科知识融 会贯通，以此牵彼，综合运用，比较全面地实践了多种考证方 法。 参考文献：
的考史手段。所谓钩稽法，是指在考证过程中钩沉索隐、搜 求相关史料，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多个层次上稽考史实的方 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需要考证者具备深厚的功力和 敏锐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关节点；而其可行性则在 于：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人物、地点、时间、数 目、职官和制度等历史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史料的真伪，以 这些要素切人，或由此及彼地追寻史料，或由表及里地连缀 史料，通过考察某一具体要素的真伪，进而论证整个史料的 真伪。王应麟在考据中，尤其擅长从考察入名、地名、职官、 制度等历史要素入手，纵横联系相关史料，从而考察某一历 史记载的正误。例如，《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中考《新唐 书》记载之误。《新唐书》中关于李泌辞让“大学士”头衔一 事的记载，颠倒错乱。王应麟以人物——崔圆为考证的切入 点，指出“崔圆相肃宗，在泌前”；因该事涉及唐代制度，再考 于《唐会要》，探明应是李泌以前朝崔圆为例辞让朝命，所以 《新唐书・李泌传》错在将李泌事以后误前。在这则考证中， 人物以及相关制度成了关键点，循此而究，史料所犯的错误 逐步得以彰显。 利用钩稽法查考史实，必然涉及许多相关的史料，所以 王应麟利用此法考订史实的结果，不但考证出是非，同时也 对原有史料作ｒ进一步的补充，从而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 得历史记载更为完备。 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４｛考史》中，关于唐太宗向群臣评 说魏征劝行仁义事，王应麟以唐太宗和魏征两人物为考查的 切入点．发现不同史书关于这段评说的文字有所不同。《新 唐书・魏征传》中，帝谓群臣日：“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 而《贞观政要》则云：“太宗谓群臣日：‘贞观初，人皆异论，云 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 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勃敌，今 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对于此，皆魏征之 力。…《新唐书》于《厨宾传》又云：“唯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 夏。”王应麟以《资治通鉴》考之，发现其所记与《贞观政要》 内容颇相吻合，记载更加切实，内容更加生动。又如，本卷 中，“韦济试理人策第一”条，宋人胡寅评价唐朝人韦济说： “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为考杳胡氏之评 是否正确，韦济是否为人“实不副言”，王应麟『【ｊ】样以人物为 考查的关点，考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 济荐方士张果”的记载，不仪坐实了胡氏所评，还补充ｒ韦济 “实不副言”，甚至逢君之恶的事实。因此，以钩稽法考证史 实的好处，不但考证出ｒ是非异同，更于考证过程中增补了 史实。 三、多样的考证手段 其一，利用文献语占的时代特点考证。例如《困学纪闻》 卷ｌｌ《考史》“韦昭《洞历记》”条１ 韦昭《洞历记》ｇ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 歌》。古歌尚质，必无“秣马金阙”之语，盖依托也。 三国吴人韦昭《洞历记》记载：“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 死，作《秣马金阙歌》。”王应麟认为三代时的诗歌语言质朴， 不会出现“秣马金阙”之语，由此而断定“作《秣马金阙歌》”
伯，非百里奚也”［２】（嗍’一例。王应麟不但发现《史记》中关
于同一史事的记载前后互异，而且还通过朱熹的考证，指出 《左氏》中的相关记载也与之不同。不难发现，比较法是王应 麟考据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方法，他往往以此人手来发现 问题。又如该书卷１２《考史》“《宣纪》”条载：“神爵三年，益 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王应麟据《通典》引廊劭“宣帝乃益天 下吏奉什二”云云，考得同一史事，二者所载相异。 其二，求源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后，还不能够 解决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材料中如何采择出有力的证据以 决违依，这是考证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王应麟在处理这个问 题时，采用了求源的方法。求源，就是探求史料的源头。狭 义而言，即查考史料的出处；广义而言，诸如人物名字的来 历、文学体裁的出现、制度的设置，以及观点的市论都是王应 麟求源的对象。在考证过程中，王应麟擅长求源，即以查考 最早的记载作为考订的切入点，以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据来 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在于，史料的流传过程是一个不 断被征引、转抄的过程，由于古人引文不严格，或仅据记忆而 不察原文，或摘录辞句而首尾不俱，因此极易出现讹误。所 以史源在同一系统史料中最为可信。王应麟在考据学上取 得的显著成就和他重视史源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求源 法在王应麟的考史中概有三方匿的作用： 首先，溯史源确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准确理解史料。 例如，《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 论》：旋皂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 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王应麟考之《左传》，有“成 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句，《正义》注解为“平道也”，“夷 庚”二字出于《左传》，由此断定《选注》误…㈣㈦。 其次，溯史源推断史料的学术价值，以确定其可信程度。 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李德裕对杜惊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 命，惊喜泣下”，宋人胡寅凭借李德裕的为人而推断必无此 事。王应麟考出此事出自唐代张同所撰的《幽闲鼓吹》，认为 “杂说不足信也”，否定了《通鉴》的记载心］（ｎ１拍’。 另外，溯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例如考证《梦溪笔谈》 中转引史料之误。王应麟据《梦溪笔谈》所言，在《后汉书・ 朱浮传》查找引文“彼蛆者岐，有夷之行”而未见，却在《西南 夷传》中发现有“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之语。核对之下，《后 汉书》引录《诗经》的过程并未有误，反倒是《梦溪笔谈》的撰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５；Ｋ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６００（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４８－０３
其二，重视对史书义例的考证。如《困学纪闻》卷１２《考 史》：《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 因之。是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朱熹《通鉴纲目》二书义 例的考证。又如，本卷：《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 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成》下，在陈、项 《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不难看出，王应麟注重埘史书义例的考察是与其儒者身 份分不开的，目的是要以义例明褒贬，以义例明尊卑，以实现 其理学家的理想。 此外，王应麟还通过史书义例的考证，发现自《诗序》、 《书序》以来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法言序》旧在卷后，司 马公《集注》始真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２ｊ（喇１’清代 四库馆臣亦沿袭此说，以为自《诗序》、《书序》以来，序文均 列于书后，旧本《法言》也是如此。自宋代司马光裒合四家注 文，增以己意，为《法言》作集注，始将序文列于书首，并沿用 至今∞］（ｍ’。可见，正是王应麟于史无所不考的广泛考证思 想，使他率先发现了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为中国学术史研 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三，重视对目录书的考证。在《困学纪闻》中，关于目 录书的考证不止一处。卷９《天道》中，考证《新唐书・艺文 志》及《馆阁书目》中关于《大象赋》作者的记载，王应麟根据 《大象赋》的思想内容，结合其作者的生平行事，进行考证，从 而指出《馆阁书目．》之误，并分析ｒ致误的原因。再如，王应 麟考证《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的不 当‘２¨９１００７’等。 王应麟注重考证书目著作，既说明了书目著作在当时的 繁盛，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又折射出王应麟于文字记载 无所不考的广泛考证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应麟专
作者简介：吴漫（１９７５一），女，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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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漫：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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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撰述了《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对３８０多种典籍进行了详 细考订。王应麟这种严谨考证的思想不但为后人树立了榜 样，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考证的范围，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直 接对清代众多的书目考证之作，如张尔田的《汉书艺文志举 例》、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 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科学的考据方法 其一，比较法。王应麟的考据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 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记载的差异性为突破口 进行考订，例如指出《秦本纪》“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
所考率切实町据。良有由也。”…卵蚴’实为中肯之言。
一、广博的考证内容 王应麟于考证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直至朝章国 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等传统内容外，更为注重对前人注文 的纰缪、史料的不足、义例的妥否以及书目著作的失实等也 进行了深入考究。 其一，对前人注文的纠谬。王应麟不盲目信从他人注 文，对前代及当代之注总能审慎考证，发现并纠正了许多错 误。如《凼学纪闻》卷２《书》中，纠阮逸注之误：“《中说》薛 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 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 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又如，该 书卷１２（考史》：“《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 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 章。《索隐》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２１
王应瞵（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又称厚斋 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都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 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 取得ｒ巨大成就。其中《困学纪闻》作为体现其文献学成就 的代表之作，不仅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而且赢得了后人的推 崇。本文拟就《困学纪闻》在文献考据方面的价值作以分析。 王应麟治学，重视对史实的考证，这在《困学纪闻》中表 现突出。《困学纪闻》凡２０卷，除卷１ｌ至卷１６专为考史外， 其他各卷也往往涉及考证内容。在具体考证时，王应麟灵活 运用多种考证方法，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经史百家、诸子 文集中的讹误之处做了精审考证和纠谬。对此，四库馆臣称 赞说：“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 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诋以空言。……
第２４卷第１０期 ２００８年ｌＯ月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０１．２４
Ｎｏ．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８
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
——以《困学纪闻》为例
吴 天
漫 ７更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南宋学者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考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困 学纪闻》是王应麟晚年碎金所成。该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考据学成就。 关键词：王应麟；考据学；《困学纪闻》
者沈括在转引史料时粗疏致误‘２］‘唧’。
其三，钩稽法。除了求源法，钩稽考订也是王应麟常用
万方数据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之事为依托。 其二，以时间推算考证。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３（考史》 “致堂论马援”条： 致堂论马援日：“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 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 后，防未然之说，非也。 南宋学者胡寅在《读史管见》中评论东汉名将马援说： “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 任。”王应麟据《后汉书・马后纪》记载，马后人太子宫，时在 马援死后，从而判断胡寅“防未然之说”是错误的。 再ｉｎ（困学纪闻》卷ｌＯ（诸子》中： 《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 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菜子谓予思日： ‘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 《汉・艺文志》：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当从《国策》。 王应麟根据“老莱子与孔子同时”，而子思为孔子嫡孙， 以时间逻辑判断，当从《战国策》。 其三，以产生较早的史料为据考证。王应麟认为越早的 记载越接近事实，越为可信，这是王应麟在比较史料中的信 古特点。例如王应麟考《史记》之误。《史记・齐世家》记 载：“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 淄。”王应麟引《诗正义》说：“《诗・燕民》云：‘仲山甫徂齐。’ 《传》日：‘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 姑，迁于临淄。’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淄，与《世家》异。毛公 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２Ｊ（备“’ 其四，利用避讳考证。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３《考史》中： 梁武帝日：“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日：“顺天 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 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 袭其误。” 此条就是王应麟根据梁武帝避其父讳“顺之”的道理进 行的考证。 又如，该书卷１４（考史》中：“《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 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事占六年《制策》：钱谷，大计也，韦贤之 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王应麟所运用的具体的考证手段，还不仅上述诸种，因 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王应麟之所以于考据学领域屡有 发明，利用多种考证手段，这与其博学密不可分。正因其博 学，所以能够将经学、史学、目录学、地理等各门学科知识融 会贯通，以此牵彼，综合运用，比较全面地实践了多种考证方 法。 参考文献：
的考史手段。所谓钩稽法，是指在考证过程中钩沉索隐、搜 求相关史料，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多个层次上稽考史实的方 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需要考证者具备深厚的功力和 敏锐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关节点；而其可行性则在 于：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人物、地点、时间、数 目、职官和制度等历史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史料的真伪，以 这些要素切人，或由此及彼地追寻史料，或由表及里地连缀 史料，通过考察某一具体要素的真伪，进而论证整个史料的 真伪。王应麟在考据中，尤其擅长从考察入名、地名、职官、 制度等历史要素入手，纵横联系相关史料，从而考察某一历 史记载的正误。例如，《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中考《新唐 书》记载之误。《新唐书》中关于李泌辞让“大学士”头衔一 事的记载，颠倒错乱。王应麟以人物——崔圆为考证的切入 点，指出“崔圆相肃宗，在泌前”；因该事涉及唐代制度，再考 于《唐会要》，探明应是李泌以前朝崔圆为例辞让朝命，所以 《新唐书・李泌传》错在将李泌事以后误前。在这则考证中， 人物以及相关制度成了关键点，循此而究，史料所犯的错误 逐步得以彰显。 利用钩稽法查考史实，必然涉及许多相关的史料，所以 王应麟利用此法考订史实的结果，不但考证出是非，同时也 对原有史料作ｒ进一步的补充，从而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 得历史记载更为完备。 例如，《困学纪闻》卷１４｛考史》中，关于唐太宗向群臣评 说魏征劝行仁义事，王应麟以唐太宗和魏征两人物为考查的 切入点．发现不同史书关于这段评说的文字有所不同。《新 唐书・魏征传》中，帝谓群臣日：“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 而《贞观政要》则云：“太宗谓群臣日：‘贞观初，人皆异论，云 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 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勃敌，今 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对于此，皆魏征之 力。…《新唐书》于《厨宾传》又云：“唯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 夏。”王应麟以《资治通鉴》考之，发现其所记与《贞观政要》 内容颇相吻合，记载更加切实，内容更加生动。又如，本卷 中，“韦济试理人策第一”条，宋人胡寅评价唐朝人韦济说： “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为考杳胡氏之评 是否正确，韦济是否为人“实不副言”，王应麟『【ｊ】样以人物为 考查的关点，考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 济荐方士张果”的记载，不仪坐实了胡氏所评，还补充ｒ韦济 “实不副言”，甚至逢君之恶的事实。因此，以钩稽法考证史 实的好处，不但考证出ｒ是非异同，更于考证过程中增补了 史实。 三、多样的考证手段 其一，利用文献语占的时代特点考证。例如《困学纪闻》 卷ｌｌ《考史》“韦昭《洞历记》”条１ 韦昭《洞历记》ｇ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 歌》。古歌尚质，必无“秣马金阙”之语，盖依托也。 三国吴人韦昭《洞历记》记载：“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 死，作《秣马金阙歌》。”王应麟认为三代时的诗歌语言质朴， 不会出现“秣马金阙”之语，由此而断定“作《秣马金阙歌》”
伯，非百里奚也”［２】（嗍’一例。王应麟不但发现《史记》中关
于同一史事的记载前后互异，而且还通过朱熹的考证，指出 《左氏》中的相关记载也与之不同。不难发现，比较法是王应 麟考据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方法，他往往以此人手来发现 问题。又如该书卷１２《考史》“《宣纪》”条载：“神爵三年，益 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王应麟据《通典》引廊劭“宣帝乃益天 下吏奉什二”云云，考得同一史事，二者所载相异。 其二，求源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后，还不能够 解决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材料中如何采择出有力的证据以 决违依，这是考证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王应麟在处理这个问 题时，采用了求源的方法。求源，就是探求史料的源头。狭 义而言，即查考史料的出处；广义而言，诸如人物名字的来 历、文学体裁的出现、制度的设置，以及观点的市论都是王应 麟求源的对象。在考证过程中，王应麟擅长求源，即以查考 最早的记载作为考订的切入点，以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据来 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在于，史料的流传过程是一个不 断被征引、转抄的过程，由于古人引文不严格，或仅据记忆而 不察原文，或摘录辞句而首尾不俱，因此极易出现讹误。所 以史源在同一系统史料中最为可信。王应麟在考据学上取 得的显著成就和他重视史源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求源 法在王应麟的考史中概有三方匿的作用： 首先，溯史源确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准确理解史料。 例如，《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 论》：旋皂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 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王应麟考之《左传》，有“成 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句，《正义》注解为“平道也”，“夷 庚”二字出于《左传》，由此断定《选注》误…㈣㈦。 其次，溯史源推断史料的学术价值，以确定其可信程度。 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李德裕对杜惊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 命，惊喜泣下”，宋人胡寅凭借李德裕的为人而推断必无此 事。王应麟考出此事出自唐代张同所撰的《幽闲鼓吹》，认为 “杂说不足信也”，否定了《通鉴》的记载心］（ｎ１拍’。 另外，溯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例如考证《梦溪笔谈》 中转引史料之误。王应麟据《梦溪笔谈》所言，在《后汉书・ 朱浮传》查找引文“彼蛆者岐，有夷之行”而未见，却在《西南 夷传》中发现有“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之语。核对之下，《后 汉书》引录《诗经》的过程并未有误，反倒是《梦溪笔谈》的撰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５；Ｋ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６００（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４８－０３
其二，重视对史书义例的考证。如《困学纪闻》卷１２《考 史》：《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 因之。是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朱熹《通鉴纲目》二书义 例的考证。又如，本卷：《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 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成》下，在陈、项 《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不难看出，王应麟注重埘史书义例的考察是与其儒者身 份分不开的，目的是要以义例明褒贬，以义例明尊卑，以实现 其理学家的理想。 此外，王应麟还通过史书义例的考证，发现自《诗序》、 《书序》以来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法言序》旧在卷后，司 马公《集注》始真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２ｊ（喇１’清代 四库馆臣亦沿袭此说，以为自《诗序》、《书序》以来，序文均 列于书后，旧本《法言》也是如此。自宋代司马光裒合四家注 文，增以己意，为《法言》作集注，始将序文列于书首，并沿用 至今∞］（ｍ’。可见，正是王应麟于史无所不考的广泛考证思 想，使他率先发现了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为中国学术史研 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三，重视对目录书的考证。在《困学纪闻》中，关于目 录书的考证不止一处。卷９《天道》中，考证《新唐书・艺文 志》及《馆阁书目》中关于《大象赋》作者的记载，王应麟根据 《大象赋》的思想内容，结合其作者的生平行事，进行考证，从 而指出《馆阁书目．》之误，并分析ｒ致误的原因。再如，王应 麟考证《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的不 当‘２¨９１００７’等。 王应麟注重考证书目著作，既说明了书目著作在当时的 繁盛，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又折射出王应麟于文字记载 无所不考的广泛考证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应麟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