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的尊经观及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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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的尊经观及其代表
【摘要】尊敬观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尊经观的来源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到了清代正式成熟。探讨了清代各医家及钱塘医派对中医学尊经观的影响。
【关键词】尊经观;黄元御;陈修园;徐大椿;钱塘医派;张卿子;张遂辰
尊经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引经据典,考镜源流,一直为我们中医学所重视,从而形成了中医学的尊经观。
1 尊经来源
尊经观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间,而是从古及今一步步发展而来[1]。明清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儒学一统天下。“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儒家文化中的尊经崇古思想非常浓烈,“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突出地表现为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和对传统经典的迷信。它使得人们习惯于借用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定要吸收传统经典的养分,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即所谓的言论必须“引经据典”。这种思维方式反应在中医学上就是徐大椿所云:“儒者不能舍至圣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2]及至清代乾嘉年间,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盛行,更是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 尊经代表人物
综观清代对古典医籍的研究,名家大家辈出,学派屡现。
2.1 推尊“四圣”之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名玉路,字以行,又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子,清代山东昌邑黄家辛埠村人。黄氏素有才华,聪明过人,尝“诸子百家书籍,过目冰消,入耳瓦解”。不幸三十岁时患目疾,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自此“委弃试帖”,“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刻苦攻读,溯本求源,理论结合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乾隆皇帝亲赐“妙悟岐黄”以示表彰。
黄氏尊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为“四圣”,称其著作“争光日月”。常言自四圣以降,候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旨。黄氏推崇四圣,认为后人著述多无一线微通,每以错简抨击后世编纂之医经著作,故其著多名之曰“悬解”。其精心研读《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与《金匮玉函
经》,对内、难、伤寒、金匮均有精辟的见解,确有“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感[3]。
2.2 厚古薄今之陈念祖
陈念祖,清代医家学(1766-1833年),字修园、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人。幼时家贫,攻举子业,并兼习医学。尝随泉州名医蔡宗玉(茗庄)学医,颇有心得。尝于嵩山井山草堂讲学。平生著述甚丰,其医学思想皆本《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撰成《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伤寒医诀串解》、《神农本草经读》。于仲景之学,他反对“钱塘三张”的错简论,其治学严谨,力求以“深入浅出,返博为约”,“由浅入深,从简及繁”。后世将其医书合刊为《南雅堂医书全集》或称《陈修园医书十六种》。
陈念祖是一位特别尊经崇古的医家,这一点在《医学三字经》中尤为明显。他在原著“凡例”中称:“是书论证治法,悉尊古训,绝无臆说浮谈。以时法列于前,仲师法列于后,由浅入深之意也。”又云“学医始基在于入门,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是书阐明圣法,为入门之准。”在其自注中,推崇赞颂仲景方治之语比比皆是,对张仲景及其著作尊崇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而同时对仲景之后的历代医家的方治,则往往持鄙视态度,有时贬之过甚,失于偏颇。在他看来,明清诸家虽各有所长,但以古代经典衡量,皆有缺憾,大多徘徊逡巡于仲景之门,很少深入内室者。在他的心目中,此期只有柯琴、徐彬、尤怡、喻昌、张志聪、高世拭等才能领悟经典之旨,直窥仲景堂奥。
陈修园推崇这些研治《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著名医家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医者只有认真学习经典,才能打下厚实的基础。若为图省力,走捷径,弃中医经典而不读,只看一些明清时医方书,虽也能于临证时应付,却终难成为良医。这一点上来说,对于现今的中医学教育现状更加有意义。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他对清代崛起于医界的新兴医学理论——温病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只字未提,足可见其思想陈旧保守,及对温病新学说偏见之深。
2.3 不薄今人爱古人之徐大椿
“不薄今人爱古人”之说基本上表达了清代康乾名医徐大椿的古今医药观[4]。徐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世居江苏吴县。在《清史稿》和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小仓山房续文集》中有其传。他在如何评价古代医药成就这一问题上,他大致继承了儒家崇古尊经的思想传统,认定神农、岐伯、黄帝是创立医药学的圣人,《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为不可移易之经典。尤其对张仲景推崇备至,乃至无以复加:“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犹之录六经四子语。”他主张医者“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否则,难称之为医。后人对他的这一主张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他虽然尊经崇古,但不像陈修园那样偏激。他精辟地分析了后世某些药效不可凭信的多种原因。例如误将一方之效作为一药之效:“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专治此病者。”这种移方效做药效的错误作法即便在现代依然存在。此外,还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着其效者者,种种难信”。对金、元医家创立的归经引经之说,在徐大桩看来更是主观“穿凿”。像这样一针见血分析中药某些效用的不可凭信之处,千古之下,唯有徐大椿!
3 尊经代表医派
除了以上介绍的各个医家,在江南的杭州,诞生了尊经崇古的一个学派,即钱塘医派[5],他们著书立说,开坛讲课,成为了清代尊经崇古的中流砥柱。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钱塘医家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有高世拭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究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6]。
这个医派有三个特点,一是临床疗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论功底深厚以维护医经旧论见长,三是医学教育与集体研究相结合而富有创新启后的传承力量。
钱塘医派的“维护旧论”,其本质是“尊经崇古”,也就是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继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仲学辂认为,“元代以前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多,是因为考试科目包括《素问》、《难经》、《千金方》等经典医籍,选授严格。明代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少,是因为不考核经典,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诀,选技条件过低。”明末清初时期,不少医生“重今轻古”,不愿意在医学经典的研习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径,图速成,仅凭当时流行的通俗医书方书行医,结果根基浅、基础差而医术低下。
钱塘医派面对这种庸医泛滥、积重难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经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积极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举措。
3.1 钱塘医派的开山祖张卿子
张卿子,名遂辰,号相期,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其祖迁居浙江钱塘定居。其与弟子张志聪、张锡驹并称“钱塘三张”。《仁和县志》称他“少赢弱,医不获治,乃自检方书,上自歧、鹊,下至近代刘、张、朱、李诸大家,皆务穷其旨”。遂辰自学成才,临证经验丰富,对伤寒犹有研究。其首倡“维护旧论”,是医家中尊王(叔和)赞成(无己)之甚力者。所著《张卿子伤寒论》至今仍是研究伤寒学必读之书,另外尚著有《张卿子经验方》、《秘方集验》。遂辰于医学最大贡献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