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人性之梳理

法律与人性之梳理

一、人性的内涵

所谓人性，是指人的共同属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人，但同时又是社会的人。马克思有一段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揭示了人是现实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性善论以及性善恶二元论的梳理

纵观历史，人性的理论学说有性恶论，性善论，性善恶二元论以及性无善无恶论等各种观点，其中大部分的法律思想都是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出发点的。

（一）中国法律传统中的性善论

总的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以性善论为主旋律，支持性善论者居多。性善论者主张人是天地之间善与美的结晶，人性的根源点是善的。孟子就明确指出:“人之性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他认为, 人性之善就如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很基本的事实。孔子虽未明确表明性善或恶,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 如对“仁”的执著就透露着人性善的倾向。汉武帝统一中国后, 采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正式作为官方哲学被推上了正统一尊的地位。此后, 儒家学说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理论, 其倡导的性善论也成为封建政治模式的基石。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融合, 至宋代理学、明代心学, 人性本善的观念越来越被强化。

按照儒家的观点, 因为人性是善的, 所以人只要充分发掘内心, 就能达到道德上的完善境界, 这正是儒家所主张的贤人政治的依托点。儒家经典《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自天下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专心地修身养性, 最终可以一步步实现治理天下的目标, 即内圣而后外王。于是一条“性善—贤人—治国”的逻辑形成了。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而轻法, 所谓“有治人, 无治法。”

儒家力主人治, 统治方法是“为政以德”。孟子曰:“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及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成服也”。就是说, 统治者以德治天下就是最好的模式。在传统中国, 道德伦理系统化的表现是“礼”。然而, 礼反映的是现实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的顶端是君权, 法律只不过是君王手中的工具,“法者, 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奴隶般地服从权力, 没有地位可言除了君主之外, 各级官吏都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 行政和司法是合而为一的。这使得地方官成了一方的“天”, 运用法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西方法律传统中的性善论和性善恶二元论

由于西方传统宗教中“原罪说”的影响, 大部分西方学者都是主张人性恶，也有一些西方法学家持人性善的观点, 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人的本性是要过至善的生活。而法律根源于人的本性, 真正的法律必须以人性为基础, 所以他们认为法律是为了实现正义的东西。如西方的自然法学家就把法归之于人的道德性, 归之于对正义的追求。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士就认为“法乃善良公正之术”。

性善恶二元论，代表人物包括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密尔、庞德等。其特点如下:(1)全面地看待人性。第一,人性是需要和理性的结合。人的低级需要

来源于动物的欲望本能,人的高级需要则是人所特有的。人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都受到了理性的制约。理性的人能够认识到,只有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追求需要的满足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第二,人性是扩张性与合作性的结合。庞德认为,人类的行为有两种趋向:一是扩张性的趋向,二是社会合作的趋向。人的扩张性来源于人的欲望、需要、对利益的追求。人的合作性来源于人的脆弱性、理性的不完备、资源的有限性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克制、妥协。只有人的扩张性和合作性达成平衡,才能形成一个既有效率,又有秩序的社会。第三,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结合。哈特认为:“如果说人不是恶魔的话,人也并不是天使,他们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

(2)分析地看待人性。亚里士多德区别了“自爱”与“自私”。指出“自爱”是人的本性,是正当的;“自私”是超过限度的自爱,应该受到谴责。不能把全部人性说成是善的或者说成是恶的。需要、扩张性、利己性在合理限度内是善的,它对于发挥个体的潜能、增强社会的活力是有益的。只有在需要、扩张性、利己性超过合理限度,危害他人和社会的情况下才是恶的,才能称之为“恶性”(或称“人的恶性”)。

(3)平等地看待人性。在基督教思想中,只有上帝是全智、全能、全善的,而人间的权威和掌权者则不具有这些完满的属性。所有的人都具有不完备的理性、情欲和利己之心,都可能犯各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