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职业体育的起源 演化和创新

论文标题: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演化和创新——对中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启示Origin,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American ProfessionalSports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ZHENG Fang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28,China.论文作者郑芳论文关键词职业体育/制度/创新/启示,论文来源体育科学,论文单位京,点击次数8,论文页数79～85页2007年2007月论文网1 引言职业体育的发展历史不过是近两百年。

然而，自1857年英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以来，体育的商业化、市场化浪潮首先席卷了市场经济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而后迅速地向世界各地渗透。

作为一种产业，职业体育不仅仅给世人展现了其巨大的经济效应，它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无所不在的体育赛事和新闻呈现在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中，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而知名运动员的明星效应，更是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如迈克尔·乔丹、泰戈·伍兹、姚明等。

素有“美国体育经纪之父”之称的利·斯坦伯格就坦言，职业体育通过不断地创造星级运动员，利用其广泛的明星效应和英雄效应，从而达到了提高新闻媒体的收视率，促使职业体育快速发展的双赢格局。

反过来，这种明星效应又为星级运动员提供了在役（和退役）的高额收入，为特许经营商创造了成千上万的财富，同时，也为私人拥有职业队创造了更多的需求。

我国职业体育在国际职业体育快速发展的示范效应中应运而生，1992年中国足球率先推开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大门，紧随其后的是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围棋……这些运动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使得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渐与国际接轨，继而带动了体育赞助、体育广告、体育传媒、体育彩票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伴随着这种商业化、职业化运作的深入，也带来了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仅仅依赖于企业的赞助往往会导致联赛的不稳定，如何加强和促进职业联赛的稳定是促进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基于后发展的国家，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后发劣势，比如我国职业足球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借鉴和参照了英国的职业足球形式，但这种基于不同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形式能否在我国生根发芽，仍值得商榷。

正如19世纪的美国，当英国的俱乐部制无法在美国本土上发展时，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联盟制应运而生，从而开创了美国职业体育的辉煌。

我国职业体育经历了萌芽期、动荡期，如今正逐渐地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阶段，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选择的引进和移植国外职业体育制度的过程。

国外成熟的职业体育发展运行机制有效地节约了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改革成本，缩短了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进程，但我国原有制度安排固有的刚性和惯性，使得这个制度的引进和移植必然是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轨迹及制度安排的梳理，以期为发展中的我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提供启示。

2 文献回顾与评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外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与职业体育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涌现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在近期，有关职业体育的研究文章时常可见于经济学的权威期刊上。

在这些研究中，影响力较大的著作主要有：Rottenberg(1956)《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Neale(1964)《职业运动的特殊的经济学—企业理论对运动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贡献》、Peter J Sloane(1971)《职业足球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足球俱乐部》、Mohamed EI-Hodiri and James Quirk(1971)《职业运动联盟的经济模型》、George Daly and William J Moore(1981)《棒球联盟的外部性、产权和资源的分配》以及乔恩·乌尔曼的John Vroonman(1995)《职业运动联盟的一般理论》和Stefan Kesenne(2000)的《职业运动球队的收入分配和竞争平衡》等。

Rottenberg一文，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了职业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先河。

Rottenberg运用经经济学研究框架分析职业棒球联盟，Fort将其概述为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1)垄断的劳动力市场；2)垄断的产品市场；3)俱乐部的规模取决于参与人数而非人口规模；4)参与人数是一些关键变量的函数；5)保留条款(the reserve clause)无法实现优秀球员的均衡分布；6)选手制度的优势基本是个幻觉；7)高薪水吸引优秀运动员，导致运动员薪水差距拉大；8)棒球球队业主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9)竞争对手质量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10)自由的市场和分配资源配置的保留条款同时有效的（不变性原理）；11)保留条款的取消不会影响职业体育的数量和质量。

Rottenberg关于棒球市场的这些观点，尤其是不变性原理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基石，这是确定的同时也是颇富争议的。

如Rottenberg关于联盟内竞争对手质量均衡的观点、球队业主是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等观点，受到了后来学者的反驳，在比较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发展轨迹中尤为明显。

Neale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职业体育联盟的性质和特征。

他认为，职业体育联盟是自然垄断者，认为竞争存在于运动竞赛层面而不存于职业联盟中，职业球队的市场成本和需求的特点是职业体育联盟间竞争程度降低的缘由。

Neale指出，职业体育联盟的存在，有利于消除球队作为资方的市场垄断，可以增强运动员在工资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筹码；并认为，职业体育联盟这种特殊经济特征必须受到立法机关、法院及大众的认可，其行为模式的确立必须是基于大众性规范和法律基础之上的。

Sloane则提出了与Neale不一样的观点，认为俱乐部之间尽管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高度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生产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有必要被提升到“企业”的理论高度；针对俱乐部的目标函数问题，斯罗尔尼从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历史发展实践中指出，利润并不是球队惟一的价值取向，俱乐部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Sloane进而构建了英国足球俱乐部的效用目标函数为：Mohamed EI-Hodiri and James Quirk则以数学模型的方式，掀开了计量经济学研究职业运动的篇章。

如今，这种数学模型已经成为分析关于职业体育联盟内机构与政策改革的竞争平衡问题的标准模型，诸如经纪人的介入、薪水的分发或收入分成等问题。

从国内看，尽管职业体育开展的时间较晚，但在职业体育方面的研究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谭建湘(1998)“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资产构成资产评估的研究”、刘民胜等(1999)“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实施股份制改革的战略思考”、张林(2000)“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和组织管理的研究”、钟秉枢(2001)“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若干问题的研究”、张孝平(2002)“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体制及其经营管理的研究”、丛湖平等(2003)“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杨年松(2003)“职业竞技体育的经济学分析”、王庆伟(2004)“我国职业体育联盟理论研究”、张剑利(2004)“职业体育联盟及其相关法律研究”、张文健(2004)“职业体育组织的演进与创新”等。

这些文献从社会学、行为科学和一般经济理论角度对国外职业体育的组织结构、市场环境、投资模式、约束机制等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而且，以大量的笔墨研讨了包括我国职业俱乐部产权制度、职业体育发展的市场竞争力、职业体育的经营管理、职业体育的运行机制以及职业体育发展的法律问题等相关内容。

然而，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以及国内职业联赛的发展经验，国内有关职业体育的理论研究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当国内学者将众多笔墨集中在职业俱乐部如何经营和发展之际，无疑都蕴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我国职业俱乐部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假设前提在北美国家无疑是成立的，但在发展初期的我国，此假设前提是否正确，尚值得深思和商榷。

国外的职业体育联赛已经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规划以及自我激励，自我盈利的制度体系，而国内的职业联赛更多依赖于企业赞助，如何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职业体育发展模式的同时，实现制度的创新，从而达到职业体育的稳定发展、提升职业联赛的竞争均衡，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探讨，文献较少涉及。

因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学视角，以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变迁轨迹为分析主线，考察了美国职业体育制度创新的根源与特征。

3 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与演变3.1 俱乐部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追溯美国职业体育制度的起源，不可避免地要回到18世纪的英国。

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体育文化的输出源自于其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帝国权利的结果，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体育运动也随即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因此，把英国视为现代体育和体育管理的诞生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8世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显赫地位的贵族们开始成立体育俱乐部，目的在于为其俱乐部成员提供体育活动的服务。

英国的纯种马比赛堪称是俱乐部制的首类比赛。

在1100-1650年，英国封建社会时期，英国的贵族们通常借助马匹以显示他们对农奴的权力和统治。

在封建社会瓦解以后，马匹仍然保留它的象征功能，开始成为财富和经济权力的象征。

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750年在英国的纽玛克特，一批贵族资助成立了著名的“赛马俱乐部”①。

早期的比赛都是本地比赛，通常在假期举行并伴随着马匹的买卖。

在18世纪中叶，尽管英国具有非常严格的阶层观念，但是，赛马比赛吸引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参与。

马匹的所有者安排比赛和捐赠奖金去炫耀他们最好的马匹和显示他们的财富。

这些社会的“精英”——所有者们，保留着传统和履行他们的社会义务去娱乐大众，而没有收取任何入场费用。

在组织管理方式方面，基本采用志愿者管理体系和拥有马匹和土地的富翁控制比赛赛事。

这个管理体系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公平。

因为，公众相信贵族们——这些有文化、富有的，正统的人们是不会受到了贿赂的诱使、宿怨的影响，从而得出不公正的决定②。

此外，尽管马匹是显示财富的重要手段，但这些所有者很少有人有兴趣将管理体育比赛作为他们的商业兴趣。

结果，赛马比赛和体育运动与资本体制累积的过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赛马比赛的存在是为了娱乐富有的俱乐部成员，而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自我支持的财政实体。

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依赖于赛事公平、观众忠诚支持和志愿者管理体系的俱乐部体制，已经成为欧洲体育运动一种成功的组织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