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和鲁国

周公姬旦和鲁国

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武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自焚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后来武王还是死了。

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诵，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

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

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榦。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

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①《论语·季氏》。“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