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编教科书问题

历史：合编历史教科书难推广

2012年08月15日 10:09:11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编辑：许辉

提要: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用不同视野，尽可能公正地还原二战史的教科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韩国刊行了7万，在日本的数量是6万册，在中国也只有寥寥11万本。在日韩，这本书是作为一种辅助读物。而曾有世仇的法德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已放在两国每个孩子的桌头。

新年的头一天，高二学生刘畅读完了一本书，他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此书与国内的教科书相比，添加了很多从另外两国的视角看同一事件的描述。

刘畅上网发帖，讲述了自己的读书感受：“一直对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现在却发现日本本国平民在战争中也受到了不少伤害。”他还摘录了书中的一些段落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刘畅所读的书，叫《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它记录了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到二战后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包括三国如果面对列强侵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中韩国民以及日本人民所受的伤害，三国战后的处境与建设问题。

跟以往教科书不同的是，这本书，是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用不同视野，尽可能公正地还原二战时期的历史。而书中所体现的导向，是东亚历史学家一直所期待的—重新审视自己的受害者心态，站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一段历史。

痛苦的记忆碎片

二战，对于东亚国家，无疑是一段痛苦的记忆。

但这些岁月，到了各国教科书上，却分裂为不同的碎片。作为历史承载体的教科书是一国国民了解历史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历史观的最重要体现，纷纷的历史说法，最终演绎成了这些国家间难解的心结。

“美国的教科书比较关注太平洋战争，而对东亚战场的战争并没有很多提及，而中国的教科书基本上在讲述中国人民怎么抵抗日本的侵略，对于太平洋战争涉及得很少。日本的书里会提到原子弹和东京轰炸，会提到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并且觉得别的国家的教材都

忽略了这一点。而韩国的教科书，基本上聚焦于他们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苦难历史。特别是在韩国的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提及。”

这是斯坦福大学一个名为“割裂的记忆与和解”的历史比较研究项目，对东亚三国和美国教科书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项目组成立的初衷，就是重新正视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历史，将那些矛盾的，甚至对抗的历史记忆推翻，再重新拼装。从而实现历史的和解。

韩国人申起旭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这个在美国研究东亚史的韩国人，他在故土所接受的历史教育，让他在最初的阶段饱受折磨。也变成了他发起这个项目的原因。

在研究最初头两年，项目组聚焦中日韩美四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教材，试图寻找五地历史教材对于一段共同历史叙述的差异。这段历史横亘从1931 年到1951年的整整二十年—以发生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为起始，以《旧金山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

项目初始阶段，亚太研究中心请来斯坦福大学母语是中文、日语、韩语的研究生将四地使用率最高的历史教材翻译成英文。而后确定了“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这八个标志性事件作为比较内容。

比较出来的差异是明显而巨大的。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侵华战争”，在日本教科书中变成了“亚洲太平洋战争”，而五地教科书中都有提及的“南京大屠杀”，在用词上，日本教科书使用了“南京事件”。与用词的差异直接关联的是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中国教科书表明屠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日本教科书则含糊其辞。在具体细节方面，争议主要围绕遇难者数目：中国教材认为遇难者超过三十万人，韩国和美国的教科书认为是十万，而日本教科书未说明遇难者人数。

“我们认为目前研究到的国家的教材都是‘精选的历史’(selective history)，它没有提供一个全景，而只是一个一国的观点。”项目组负责人，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施奈德(Dan Sneider)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综合中日韩教科书，他们发现三国都有一种“受难者”情结，特别强调自己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

申起旭说，在日本教课书中，一样有着浓重的受害者情结，比如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他们在战后被美国的欺凌。由于各国教科书上有选择的表述和删节，没有让各国读者看到完整事实。

突破狭隘的办法

无法理解，就无法和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就开始联合寻找历史的共同记忆。

最初的共同寻找，是由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开始。

1982年，当时的日本文部省修改高校历史教科书，用“进入”代替“侵略”，美化侵略事实。

激进的韩国男青年站到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口，剁下了自己手指。但这件事情却推动了日韩民间学者首开跨国研究之河。

寻访的过程是断续的，稍有一些政府间的外力也许就会中断。而长期在各自国家所受的历史教育也是根深蒂固的，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日本修订教科书，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也会引起再一次的共同研究。

2001年，日本右翼势力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出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订，进入中学课堂;第二年，为了批驳日本“扶桑社”的右翼教科书，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了一个“共同编写委员会”，计划编写一本三国共同的历史读本。

这本历史补充读物，整整写了3年，于2005年以中日韩三国文字同时出版。它在中国的名字叫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所长步平，正是编写组中方召集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步平用了2个“不容易”来感叹这本书的出生。步平说，大家当时都在批判日本教科书，但真正开始编写时，却发现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存在狭隘等问题。而在编写的过程中，在很多问题其实都有分歧，最后大家的做法就是把各自的观点写出来放在一起，让读者自己评判。而最重要的是，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东亚的和平课题，包括战争赔偿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很多在我国教科书中从未出现过的内容。

“抗日战争在选修一‘政治史’中，只有第16课短短一节。”北京师大二附中历史退休老师朱雪立这样评价着如今的教科书，她说，这套教材的主体思想是弱化战争。提到抗日战争的，就只有选修的《二十世纪的战争》中。但高考不考。“我都没有看过。”

不普及的教科书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韩国刊行了7万，在日本的数量是6万册，但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也只有寥寥11万本。在日本、韩国，这本书是作为一种“副教材”，即作为中学历史辅助读物来供各地教育机构选择。

曾经有过世仇的法德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已经放在了两国每个孩子的桌头。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之间共同历史教材的研究就已经开始。

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力合作，努力用中立的、客观的视角去还原曾经的战争历史。几十年的共同努力在2008年有了令人兴奋的结果。这一年，法德共同历史教材走进了两国中小学课堂，正式发挥作用。

在“共同读本”发行的那一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任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一度降到冰点。2006年10月，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在这次被媒体称为“破冰之旅”的访问中，安倍提议中日学者共同对历史进行研究。当年11月，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找到了步平所长。由于有参与民间努力的经验，这项由两国政府主导的研究也被交到了步平手中。中日两国学者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历史进行研究。两国在二战中被割裂的历史，开始寻找共同的记忆。

从这以后，政府间的历史互动开始加快。2009年，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再次提出了“日中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是解决历史纠葛的最理想办法”的提议。

韩国学术界作出了积极回应，筹划共同编纂事宜。中国学者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作出的最积极的表态。

倾听不同的声音

不过，无论冈田克也提议共同编写教科书在未来是否会实现，民间和官方对东亚二战历史的追寻和拼图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