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论述

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纵观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酷的现实促使中国人民开始开眼看世界，步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拯救中国命运的出路，路程之艰辛、历程之坎坷，决不是我们坐在课堂上所能想象的。

中国的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而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近代化的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逐步向西方学习的一段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三个人物。

第一，魏源。鸦片战争像晴天霹雳，惊醒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求救国到道路和御敌的方法。其中，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中不仅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38）

第二，康有为。康有为是变法第一人，是维新变法的首要领导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为变法创造理论基础。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众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未得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先后著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披着孔儒的外衣来提倡平等民主等。他在维新变法中提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提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过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兴民权、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又提倡西学，坚持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第三，陈独秀。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主要体现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当时在他心目中，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也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部分摘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P98）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三个基本步骤或者说三个不同程度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而这个阶段的具体划

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在这个时段内，由于列强侵略战争的频繁（如1840和1856两次鸦片鸦片战争、1849葡萄牙强占澳门半岛、俄国分期侵占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1894甲午中日海战等等），中国又无力抵抗，让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的屈辱，并很快找到失败原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军事和科技的强大，才得以侵略中国，中国就是由于没有这些船坚利炮才一次又一次失败、丧权辱国。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行为和人物大约有：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先进官僚和知识分子和他们早期的活动；以及后来开展的洋务运动，领导人为奕、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张之洞等洋务派。

第二阶段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的划分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在在其编订的《资政新篇》中已经提到过构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其中就有制度方面的。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宣布北洋舰队的夭折，也宣布了洋务运动这一学习西方军事和科技的行为的失败。再加上《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刺激到了国民的屈辱感，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表面的物质是远远不足的，最根本的是制度。以学习西方制度为内容载体的活动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虽然在结果上这两次运动都失败了，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应该奋起反抗，而且结束了中国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第三阶段是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经过了军事科技和制度的两重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国民性。所以一场学习西方文化、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开来。他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

在这三个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里，我们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西方的学习由浅入深，慢慢进步。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不仅运用了其聪明才智贡献了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更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这个反复探索反复学习的过程里，中国社会是在前进，可是学习西方的这些途径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好的结果，中国并没有完全由此走上富强独立的道路，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向西方学习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时，也要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向西方学习不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平等的根本途径。

一、器物层次的学习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他们从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中，深切地感到了中外在“器”、“技”方面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的序幕。之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以实现强兵富国的梦想。

然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仅仅移植近代的科学技术，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了它的失败。

二、制度层次的学习

甲午中日一战后，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切的感受到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真正救中国，在进一步的探索中，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器”、“技”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才是致使西方富强的根源。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行程已从器物层次推进到制度层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纲领，虽然维新运动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取代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